，一边看着儿子玩耍，一边小声地聊着天。

    肖丽敏说：“我听说，老板娘最近又在和老板闹离婚了？”

    王惠笑了笑，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都闹过多少次了，现在还不是老样子？”

    肖丽敏神秘地说：“哎，听说这一次和以前不一样哎，好像老板娘这一次是铁了心了，坚决要求离婚。”

    王惠淡定地说：“再铁了心也没有用，有钱人家离起婚来，比一般人要复杂得多呢，哪有那么容易的，想离就离？”

    肖丽敏四下里看了看，看到周围没有人注意到她们，就附在王惠耳边说：“你说建行那个客户经理，是不是真的和老板娘有些什么呀？”

    王惠诡异地笑了笑：“这个还真不好说……老板娘的关系很复杂，不止他这一个呢……”

    “不止他这一个？”肖丽敏吃惊得瞪大了眼睛。

    王惠说：“是啊，她整天家，老板又管不了她，你觉得呢？”

    肖丽敏“啧啧”了两声。

    王惠说道：“他们两个早就不住在一起了，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现在只所以没有离婚，就是因为钱不好分。”

    肖丽敏还是有些不相信：“可是我听车间里他们都在说，老板娘这一次据说闹得很凶，大家都说这一次说不定真的可能要离了。”

    王惠耐心地向她解释道：别听他们瞎说，老板娘以前还闹过更凶的呢，据说有一次连刀子都拿出来了。

    不过老板说了，如果两个人离婚，老板娘最多只能分到几百万。因为两个人的财产，大部分都在公司里，厂房啦，土地啦，这些都不能马上变现。

    而且，老板也不可能离婚就把他一生的心血给卖掉。所以老板娘如果坚持要离婚的话，那她只能分走公司一部分的流动资金，这样她不是就吃大亏了吗？

    肖玉敏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啊。”

    “还有，”王惠接着说，“即使老板娘再怎么想和老板离婚，老板娘的娘家人也是不会同意的。

    肖丽敏问：“这和老板娘的家人有什么关系，老板娘都那么大年纪了，难道还要管着她离婚不离婚吗？”

    王惠笑着说：“你要是这样理解的话，就大错特错了。她娘家人不让她离婚的原因是：老板娘的家人平时买东西什么的，都要到公司里来报销，每年至少也得个二三十万。

    其实老板娘和老板已经分居有五、六年了，就是因为钱，也因为她自己的娘家人，就这样一直和老板凑合着。”

    “其实我觉得老板娘现在的生活挺好的，又不缺钱花，老板又不管她，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怎么玩儿就怎么玩儿。”

    “是啊，这种生活上哪里去找？何必再折腾着离什么婚呢？如果真的离婚了，可能就没有这么自由了。”

    “那肯定是的。”肖丽敏点了点头，“她要是再结婚了，估计新老公一般不会愿意自己的老婆整天往外面跑，平时连个家也不着的。”

    王惠说：“是啊，老板娘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她本来还想说下去，正在这时，董希同推门进来，说是找她有事。

    于是，两个人的聊天就此打住，王惠和董希同一起出去了。

    肖丽敏随后也下楼去了。

    下班回来时，老阿姨也上了班车，说是去青城探望一个正在住院的堂姐。

    老阿姨的这个堂姐由于胃不好，身体长年不舒服，后来实在是疼得受不了了，就到医院检查了一下。

    结果医生说堂姐是大面积的胃溃疡，建议全部胃切除。做完手术后，堂姐现在只能每天靠吃流食来维持。

    老阿姨说，她这个堂姐的命非常的不好。

    最开始的时候，堂姐跟着老阿姨的爸爸学了两年医生，然后又到杭州去读卫校。

    在卫校读了两年半，眼看还差半年就要毕业时，上面发了一个通知，学校就地解散。

    堂姐没有拿到毕业证就回来了，那年是一九六一年。

    回来之后，堂姐又跟着老阿姨的爸爸学医。

    但是不久又赶上国家提倡上山下乡的热潮，于是堂姐又跟着很多人一起下乡去了。

    文革后，堂姐从乡下回到青城，被安排在一个街道工厂上班。

    堂姐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在杭州工作，挣的钱不少，但却嫌她小时候偏心，不大管她；而小儿子呢，由于堂姐对他太娇惯了，所以他不愿意去用心读书，最后只混到初中毕业，就死活不愿意再去上学了。

    现在小儿子也没什么的工作，整天就喜欢游手好闲，还经常向堂姐要钱花，堂姐一把年纪了还得自己打零工补贴家用。

    堂姐省钱，就经常不吃早饭，结果拖到现在，胃已经不行了。

    车上的人都对老阿姨这个堂姐的遭遇唏嘘不已。

    向子威说：“我觉得阿姨你这个堂姐的命运，和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描写的一个人的遭遇有些相似。”

    老阿姨问：“那个人也是胃切除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