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战。此时，张作霖也察觉出郭有异心，遂发急电令郭调所部集中在滦州，回奉听候命令。

    郭于是立即派人携带一份密约去包头与冯玉祥接洽，双方议定由冯玉祥据西北，直隶、热河归李景林，郭管辖东三省，冯、李共同支持郭军反奉。

    11月19日晚，郭松龄在天津国民饭店秘密召集亲信旅长刘伟、范浦江、霁云、刘振东等人举行紧急会议，公开表示对张作霖、杨宇霆所作所为的不满。

    11月20日，郭松龄以军团长张学良的名义下令部队撤退到滦州。

    11月21日，郭在滦州车站召开军事会议，约有百人参加，郭的夫人韩淑秀亦出席会议。

    郭痛陈国内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并说:“在老帅面前专与我们作对的是杨宇霆……现在叫我们为他们收复地盘，为他们卖命我是不干的……我已拿定主意，此次绝不参加国内战争。

    “郭松龄拟定好两个方案，一是移兵开垦，不参加国内战争;二是战争到底，武力统一，请大家选择签名，何去何从各从己愿。

    与会将领绝大多数表示赞同，大家相继在第一个方案反奉宣言书上签了字。

    唯有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第七师师长高维岳、第十师师长齐恩铭、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等30多人犹豫不决，有的人还表示了反对。

    郭松龄将这些人逮捕，押往天津李景林处关押起来。

    最后郭说:“我这样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自然无问题，倘不幸失败，我唯有一死而已。

    “夫人韩淑秀应声道:“军长若死，我也不活!“

    11月21日晚，郭松龄发出讨伐张作霖、杨宇霆的通电，提出三大主张:一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二是要求祸国媚日的张作霖下野，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三是拥护张学良为首领，改革东三省。

    郭松龄将所部整编为5个军，郭亲任总司令，原炮兵司令邹作华为参谋长，刘伟、霁云、魏益三、范浦江、刘振东任军长。

    1925年11月23日，七万大军浩浩荡荡向奉天进发，一场血战拉开帷幕。郭松龄敢于起兵反奉，不仅因为他是一名民主革命者，与张作霖等旧式军阀有本质区别，同时也与张学良的充分信任和纵容有着密切的关系。

    张学良秉承父亲张作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作风，对郭松龄有着超乎寻常的信任，这在奉系集团内部早已成为美谈。

    因此当郭松龄“对张作霖的军政措施，时常表示不满“时，张学良对郭松龄则“每表同情“，并不加以制止。

    郭松龄起兵前，称病住进天津意大利医院。

    张学良于11月20日前去探望，劝他回奉天向“上将军面陈意见“。

    郭则表示:“上将军脑筋陈旧，在杨宇霆这帮群小包围之下恐已无力挽回，必须赶走老杨这帮人，父让子继，由我们来干“。

    张学良虽然赞成郭反对军阀混战、革新东北的主张，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做不到冒着忤逆，之名去反对他的父亲。

    此时，郭松龄的谋逆已表露无遗，可张学良仍未及时对郭加以规劝。

    后人分析，张学良对郭松龄太过信任，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他真会起兵造反。

    对郭松龄起兵，张作霖也是万万没有想到。

    张作霖始终把郭松龄看作是辅佐儿子张学良的人物。郭松龄的快速升迁与张学良有着很大的关系，更与张作霖的寄予厚望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论功行赏，将山东督军给了张宗昌，江苏督军给了杨宇霆，安徽督军给了姜登选，而贡献最大的郭松龄却什么位子也没得到。

    对此，张作霖的解释是:“将来我的位子就是小六子的，小六子掌了大权，你郭松龄还怕没有位子吗?“张作霖心里清楚，郭松龄与张学良共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将来的东北就是张学良和郭松龄的。

    在张作霖心中，郭松龄就等同于张学良，所以，好武器、好装备都可着郭军来。可以说，奉军精锐当时几乎尽在郭松龄麾下。

    郭松龄的突然造反让张作霖如闻惊雷，开始时，他还误以为张学良跟郭松龄一起反老子呢。

    弄清真相后，他一面指使杨宇霆辞职退隐大连，以去郭松龄起兵口实，一面派张学良直接与郭疏通。

    24日，张学良向其父洒泪叩头而别，急赴秦皇岛，企望劝说郭松龄罢兵言和。

    26日，张学良在秦皇岛通过日人顾问，仪峨与在滦州的郭松龄身边的日医守田福松电话联系，要求与郭面谈，遭郭松龄婉拒。

    27日，张学良给郭写了一封亲笔信，日医守田到昌黎将此信转呈郭松龄，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

    唯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家父。

    故兄之所谓统驭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

    良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

    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