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无法实现，政令和军令的统一，北洋政府的命令，一出北京城就开始打折扣。

    英，法，美，有大量的探险家，他们都学过考古专业，受到国内博物馆的雇佣，来到我们这个古老国家。为他们国家的博物馆，寻找各种各样的文物。

    现就大连的考古队，他就各种各样科学考察的名义，在我们国家，挖掘各种各样的古遗迹。

    各地的军阀，为了跟外国人，背后的外国政府，打好关系。

    换取更多的军，扩充自己的不对，你是睁眼闭眼。

    就这样大量的文物，离开我们的国家，进入外国公馆。

    这其中最严重的损失，就是敦煌莫高窟。

    那里的藏经洞，大量北宋以前的典籍。

    拜拜姑爷已经低的价格买到，从而使得敦煌成为，一个世界级学科。

    我们国家的，考古学专家，古代礼仪，研究学者。

    需要研究的时候，要到国外去申请，他可以看到相关资料。

    王道士在1911年曾给清政府写过一篇名为《催募经款草丹》的信，内容就是索要一笔款项。

    也许是因为当时辛亥革命的爆发，后来这封信并没有发出。

    但此信中对藏经洞的发现有个有意思的叙述：“至(光绪)贰拾陆年五月贰拾陆日(即1900年6月22日)，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

    ”很显然，这个有点小聪明的王道士这是想神化他发现藏经洞的过程。不过，他到底是如何发现藏经洞的，历史上一直有多种说法。

    其中一种，逐渐被很多人所接受，具体细节是这样的：

    王道士在清理出了第16窟后，把它做了香堂，还请了个当地的读书人杨先生一起来接待香客，抄写道经之类。

    杨先生爱抽旱烟，每回都用根芨芨草点烟，然后随手把草插到身后的墙壁上。

    且每次抽完，还顺手在墙上磕磕烟锅。有一天，这位杨先生点完烟把草插到墙缝里没插到底儿，觉得不大对，然后仔细用烟锅敲墙壁，发现声音是空的。杨先生就把这个奇怪现象告诉了王道士。

    夜深人静时，杨先生和王道士二人悄悄来到壁画前，把墙壁这么一扒开。

    随着尘土逐渐散去，两人惊讶地看到，从地面一直堆到房顶满满的经卷文书和各种佛像文物。

    沉睡了九百年之久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就这样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这就是历史的戏剧性，而王道士虽没什么文化，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找到了一个很值钱的宝库。

    他不知道的是，他一生的命运也将随着藏经洞的发现而改变。

    王道士向当地知县报告了发现藏经洞这件事，并送去了一些藏经洞的文物。

    知县命其就地封存，而后报告给了当时的甘肃学政，著名的金石学家叶昌炽。

    但当时正是八国联军侵华的日子，清朝摇摇欲坠，官场腐败成风，没有人顾得上这种事情。

    斯坦因，1863年生人，祖籍匈牙利，英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

    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从1900年开始，先后进行四次中亚探险，盗掘和骗购了中国西北地区大量汉简文物，敦煌文书、画卷等。

    第一个将敦煌藏经洞文物盗运到外国的人，就是这个斯坦因。

    1900年—1901年，斯坦因第一次进入中国，在新疆的和田，尼雅遗址盗掘了大量的汉晋简牍文物。

    1906年4月，他第二次进入中国，这次的中国之行，竟使他意外地得到了大量敦煌藏经洞文物。

    这里有必要再提一人：蒋孝琬。

    湖南人，生年不详，自1883年起便在甘肃和新疆的官府中为各种官员充当师爷。

    此人思维敏捷，能言善辩，古文功底深厚。

    1906年被斯坦因雇佣充当秘书，人称“蒋师爷”，负责翻译和与当地官府民众打交道，疏通关系，全力辅佐斯坦因掠取中国文物。

    斯坦因和蒋师爷到了莫高窟时，王道士出门化缘去了。

    无奈的斯坦因在敦煌足足等了两个月之久。

    5月22日上午，他终于见到了王道士。

    他在王道士面前故意装出一副对藏经洞不感兴趣的样子，随后他让蒋师爷悄悄试探王道士对藏经洞里东西的态度，并许诺有意为莫高窟捐献一笔款项。

    这个承诺让王道士有点动心，有了钱，他就可以整修更多的洞窟。

    不过即便如此，王道士还是没让斯坦因进入藏经洞。

    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斯坦因耍了个花招，用欺骗手段，最终进入了藏经洞。

    在参观莫高窟的过程中，斯坦因得知王道士对唐玄奘非常崇拜，随口就附和说自己是玄奘的追随者，谎称自己是沿着玄奘走过的路线来到莫高窟的，希望一睹大唐留下的经卷。

    这一招，对于王道士这样一个虔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