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大江健三郎，去年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万延元年的足球》是他的代表作，我一直想看看，他是如何写乱世之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

    刚捏在手里，那个坐在一旁看书的男子就抬头了，伸出巴掌，做了一个手势。

    “五块？”我问。

    “不，五十。”

    他戴着眼镜，穿着布纽扣的中式对襟白褂子，不急不躁，颇有隐士风度，摆着一副买不买随便你的模样，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我依然问他：“旧书还这样贵？”

    他说：“看你的眼镜度数不浅，既是读书人，不会不知道吧？若是善本，贵得你我倾家荡产也买不起。九十年代的盗版书打折卖，就因为多是粗制滥造出来的，我这里可没有。”

    看看其它书，果然品相不好却是品味不低，旧书也有道啊。可是，以后，我用得着书吗？好不容易卖出母亲的药费，省省吧。

    离开卖书的人，头脑电光火石一闪——嗨，既然要做买卖，也要做个高雅的买卖吧？何不卖书？就是摆地摊也斯文，显示出名士风流大不拘的形象。如同这个拉着板车卖书之人，摇着洒金折扇，一边看书一边做生意，何不潇洒走一回？

    春秋谋士范蠡，兴越国、灭吴国，富比天下陶朱公，说不定就是卖书的，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当是中国儒商之鼻祖。

    徽州商人吴勉学，原来还是光禄署丞，高居庙堂之上，居然托梦回乡刻书。古人尚且看透世事，知道做官不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印书卖书，让天下读书人都受益，书才读得更有价值。普及众生、弃儒从贾，难道不是功德传世吗？

    我用一千条理由鼓励自己，经商有理，卖书正确。我身不由己，但绝不能无所适从，我就卖书，做个书商。

    想到这里，我陡然有了底气，手里捏着一把零票，但这点钱太少了，不能用来做我的创业基金，只够给母亲买几个疗程的药。

    左手提着汗衫，心里想着书，突然有一个全新的设想，从原始社会的以物易物得到启示，还有两周举行毕业典礼，利用这点时间，去找我现在的同学将来的朋友，一个宿舍也就他靠得住了。

    第二天等我下楼，母亲已经起床，还烧好了早饭，说已经没事。我还是不放心，又给她买了一瓶药，还买了几个鸡蛋，两样素菜，说我到学校住几天，要有什么情况，就打电话找我。我报的是袁天成的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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