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房子才有这家，才有她手中的小娃娃，柳柳这才开了笑颜：“哦，原来是天成哥呀，谢谢喽。”

    “不用谢，也是那个时候还能办成事儿，现在呀，人家离我八丈远。”天成嘴上没把门儿的，跟着就愤愤不平控诉，“到我家抄家的人当中，过去也有没少往我家跑的，进门不敢坐沙发，坐板凳只坐半个屁股，后来呢？脸像锅底那样黑……”

    小夏夫妻两个都张大了嘴：“抄家？”

    “是啊，被小夏说中了，父母都是贪官污吏，我也被扫地出门了。”袁天成见到同宿舍的哥们，也豁出去了，恢复了他爽直的本性。

    叶柳柳马上说孩子要睡觉了，朝我点点头，上楼去了。小夏才问他现在住哪里？

    我说：“跟你当初毕业后一样，住我家呗。但是，学校不收了，书店也进不去，到你这里来，给你当个帮手怎么样？”

    小夏的脸庞拉得像黄瓜一样长：“没看我们也闲着吗？就放学才忙一阵子，也就卖点瓜子糖果什么的。”

    “那就把到车站码头兜售的事交给他吧。”

    “那也行，看在帮过我的份上，我也应该伸出援助之手，就这样吧，也采取承包制，卖一包，提成一毛钱怎么样？”小夏拿起柜台上的一包瓜子，勉为其难地说。

    听到我们两个的议论，袁天成才醒悟过来，原来，要让他提篮小卖。他马上把脑袋摇得像波浪鼓一样：“这，我不干，这，我干不来，过去认识那么多人，车站码头是他们常去的地方，让我向他们兜售瓜子糖果，这不丢人吗？”

    “饭碗比面子重要，你总要吃饭吧？”我问他。

    小夏也说：“这种事你干不来，别的你就没什么可干的了。”

    “我就不信，没我能干的事。”袁天成正色道。

    真是应了那句话：“长痛不如短痛”。冤大头可能在春桃那里碰到钉子，更可能是受了侮辱，特别悲痛，也可能是在我家睡几天觉悟了，醒悟过来了，我给他猛然一击，让他从迷惘中清醒过来，把痛苦压在心底，表面上又恢复了他往日的爽直。

    他还是有高人一等的架势，也可能，从心底里看不起小夏，也可能他自恃对小夏有功——最起码这房子，如果不是他出面，小夏哪里能够落户安家？他当然不屑于卖吃的，更不屑于卖瓜子，犟着脖子说：‘己欲不为，勿施于人’，我都不吃瓜子，怎么把瓜子推销给他人？”

    说完他站起身来，迈开他的熊掌步伐，就在店铺的里走了起来。

    店铺大约有２０平方，只有两节柜台摆放在大门的左边，与卷帘门大概有１米的位置，右边前面空出来供人进出，后面是上楼的楼梯。

    柜台边是两把椅子，可能给他自己，或者是给他妻子坐的。椅子后面就是横贯在整个店堂的门帘，淡淡的粉粉的绿，是叶柳柳喜欢的颜色。拉开帘子，能看见西边是一张饭桌，两把椅子，东边就是锅碗瓢盆蜂窝煤炉子，还有一个碗橱，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居家过日子，凑合着了。

    这就是小夏的家，两个农村青年，在城里有了住宅，还是楼上楼下，还有店铺，可以算是安居乐业，所以才能有孩子，才能有虽然不富裕但能够生活下去的根基。

    我虽然也有住房，而且还是成套的，可以和母亲安居，生活水平还略高一筹。但是我租的房子是老板的，而老板别有用心，我是唯恐躲之不及的，却要赖在她的旧居，成为被人要挟、被人利用的把柄……

    就因为如此，我受到大头的质疑，受到店员的轻视，也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尽管付了房租，可那是不够的，占别人的便宜，不是我的品性。

    小夏现在的住处不比我好，靠的也不是他自己，没有他身后的乡镇企业支持，哪里付得起房租？我是承受不了这样的负担的。小夏和他的乡村无法分割，乡里进城的人，都要靠他招待，为此向我诉过苦，身在城市，还是无法摆脱他的根。

    我呢，没有任何的束缚，但是有母亲的牵挂，她为我操劳一辈子，我要让她住得舒坦，住得宽松，有她喜欢干的事儿，做儿子的，只能委曲求全，哪怕忍辱负重。想到这里，决定了，我明天还是要去上班。

    最糟糕的是胖子，他是上无片瓦，下立锥之地，那么一个大块头，雪白干净的，还有几分斯文相，让他端着盘子去卖小瓜子，那模样也不协调啊，想起也惨不忍睹。

    不像小夏，本来就是个外地人，精瘦、黧黑，模样极其普通，往人群里一钻，再也找不着他了，带外地口音的普通话土里土气的，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从农村来的，怎么也看不出来他有大学毕业生的身份，提篮小卖打猪草，干什么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就是偶然碰到进城办大事的乡亲们，他也照样昂首挺胸，以城里人的眼光俯视对方。

    天成不行，他是从米箩里跌落到糠箩里的，他是从楼上滚到楼下来的，他是从大河里冲到小溪沟里的。就像诸葛亮说的那样：“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这样一个娇生惯养的人来说，读的书越多，家庭环境越好，越不能适应贫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