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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末将救驾来迟！”这名年轻的将领正是魏容，他向刘闪行礼后，怒视着蜂涌而来的兵马，恭敬地说道：“陛下请先入城，追兵我自挡之！”

    “魏将军辛苦！你如何会回到成都？”刘闪疑惑地问道。

    “陛下，敌军已兵临城下，请陛下回城中暂避，待击退叛军后，末将定当详细禀明，列阵！”

    魏容大手一挥，一队长枪兵在南门摆好阵势，后方几百名弓箭手已经拉满了弦。黑衣骑兵靠近南门后见势不妙仓惶退去，魏容引500骑兵尾随掩杀，这队黑衣骑兵瞬间就被击溃，叛将泠齐也被魏容擒回。

    魏容告诉刘闪，魏延确实收到一封密信，得知刘莲欲行刺造反，几经权衡之后，魏延令马岱和王平严守大散关，自己引1万兵马星夜往成都开进。

    到达绵竹后，魏延将大军分为2支，一支由魏容统领直奔成都，魏延亲率剩下的7千兵马往东广汉郡而去，沿途攻克涪城和五城，并生擒刘莲和叛将张秀、王安。

    魏延担心走漏消息后刘莲终止叛乱，于是将前来打问的几名宿卫捆绑后缚于马上，并未遵从那三道撤兵回汉中的圣旨。

    在刘闪看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魏延遵从圣旨撤回汉中，后果将难以预料。正是魏延“抗旨不遵”才彻底粉碎了刘莲的阴谋，这才是真正的忠心，而不是“愚忠”，刘闪自然不会怪罪。

    经历了两次有惊无险的叛乱，现在的刘闪再也不敢放任成都继续空虚，他考虑到大散关易守难攻，于是留下了魏延带回的1万兵马，对魏延父子加以赏赐后，仍旧让他们回到汉中驻守。

    向宠武艺超群，但他没有领兵布阵的经验，难以统领这1万兵马，刘闪只好召回汉中的守将张翼。

    魏延临走时告诉刘闪，先皇刘备临死之时曾交给自己半个兵符，他也是近日才知道另外半个在吴太后手上。刘莲叛乱的密信正是吴太后所发，正是有了这块完整的兵符，魏延才能领兵顺利通过阳平关和雁门关。

    听闻此事后，刘闪心头万分复杂。

    吴太后可以默许自己的两个儿子篡位，却容不下外臣刘莲的造反。如果吴太后将刘莲之事直接相告，刘闪并不一定会相信，她只好动用先皇留下的半个兵符，由此可见，她对先皇刘备还是比较忠心，不愿让刘备大半生打下的基业落到外人手上。

    能平定此次的叛乱，吴太后确实功不可没，刘闪考虑到吴太后的寿辰在即，她毕竟是吴懿将军的妹妹，也考虑到朝中益州派系的薄弱，刘闪也玩起了“制衡”之术，亲自到梓潼郡求见并顺利将吴太后接回宫中。

    刘闪认为，能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发生两次叛乱，除了成都空虚之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蜀汉“募兵制度”和“郡守”官员制度的弊端。

    自秦代开始，全国实行郡县制，汉代延袭了这一制度。东汉时期将全国划为13个州，每个州各有一名朝廷派遣的刺史；州下设郡，郡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太守或郡守；郡下设县，一般称为县令；县以下就靠地方的乡绅、宗族族长进行自治，因此古代有句话叫“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就是这个道理。

    这种州、郡、县的行政管理方式，与一千多年后的省、市、县并无太大区别，但这个时代交通不便，行政效率低下，因此各郡最高长官的太守很容易大权独揽，形成割据势力。朝廷派刺史到地方负责监察工作，正是为了防止太守形成个人势力来对抗中央。

    然而，负责监察工作的刺史（官秩六百斛）官位远低于太守（官秩二千斛），资历也比太守浅。汉代时期国家安定的时候，刺史凭借特殊身份还可以震慑太守。可到了国家动荡的时候，地方上一手遮天的太守往往就不受刺史约束，甚至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刺史与太守狼狈为奸，盘剥百姓的事情。

    刘闪认为，正是因为这种弊端造成了征兵上的漏洞。

    西汉时期，采用的是“兵农合一”的征兵体制，到汉武帝时渐有破坏。东汉初期，刘秀改革军制，彻底取消了这种兵制，但由于内忧外患，连年用兵，仍需要大量军队，不得不经常采用临时措施，以致兵役制度显得有些混乱。

    现在的兵役制主要是募兵和征兵为主，兼有谪兵、屯田兵、异族兵等等。由于地方郡守独揽大权，在粮食征收、征兵募兵、军械生产等方面有很多漏洞，很容易造成地方郡守拥兵自重的现象。在刘闪看来，上次刘永和刘理叛乱，以及刚刚平息的刘莲叛乱，都是地方拥兵自重形成的。

    刘闪觉得，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除了加强各州监察刺史的权利、削减各郡太守的权利之外，还应该施行后世那种军、政分开的政策，绝不能让地方郡守独揽大权，绝不能让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拥兵自重。

    上朝时，刘闪提出地方郡守只统计各地兵员数量，不再负责征兵和募兵，所有的征兵工作由“四平将军”以上军衔者负责，遭到朝中众臣的一致反对，他们搬出诸葛丞相“旧制不可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