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平和简单，我做着和他重逢的美梦，直到几个月后被父亲一席话残酷地打破。父亲决定提前结束任期回国。在饭桌上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富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我毫无反应，假装没有听见，我心里是很不愿意的，那种疼痛感我至今都难以忘怀。母亲是很高兴的，她想回伦敦，不过父亲说必须先去一趟纽约州，他还有些事要办。

    伦敦和纽约都不能让我高兴，因为我心里装着另一个地方。可是我不能和父亲争执，他的做法我完全可以理解。我的不自爱已经使我们家在横滨已经难以立足了，母亲需要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长期借住在朋友的豪宅里终究不是久远之计。

    母亲还未痊愈，她离不开我，我不能抛下她。我只能偷偷地恳求父亲让我再去一趟京都，我保证说：“我只是想和他道个别，立刻就会回来，求求你。”当然，换来的是他厉声的驳斥，随即摔门出去，几天都不和我说话了。

    而父亲真的就向领事馆提请了辞呈。等待批复的日子漫长而寂寥，我没有一个晚上能睡得好觉。玛格丽特的影子无处不在，我甚至还能在夜半时分听见三味线的声音从她自杀的那间房间里绕出来，紧紧地缠住了我的手脚。惊醒时，我还能清晰地记起睡梦中忆起的她教过我的一句俳句：“有人不爱子，花不为伊开。”她说，可以把这句俳句作为回赠送给那个人。

    那个人让我等他，他和玛格丽特一样有着决绝无畏的性格。1866年的春末依旧冷冽，我抱着枕头，躲在床角，瑟瑟发抖。

    我住的房间在二楼，有一个单独的露台。倚靠在白石的栏杆边，伸出手可以摸到梨花树的树冠。我很喜欢坐在露台上吹风，看看月亮，这比呆在房间里要舒服很多。庭院里还种着东方的梧桐树，树干是一种顺滑的翠绿，充满欣欣向荣的生气，截然不同于我在欧洲常见的法国梧桐呈现出的灰白色、片片剥落的颓废美感。对欧洲的记忆是在十六岁以前了。而我十六岁的时候还未曾尝试过这种思念蚀骨的滋味，还不曾长时间地等待着有人踏着月色叩开我的窗子，那是因为我还没有过情人。我不曾想过有一天我会为一个乌发红唇的东方少年牵肠挂肚。

    我想见他。每夜都为此辗转反侧。

    有一个月亮很圆很大的晚上，我在院子里陪母亲散步。树上的梨花已经开得沉甸甸的了，我听见“扑梭”的响声，还有枝干暗哑的低吟。走到树下抬头看，一只猫头鹰瞪着黄褐色的眼睛，站立在树梢上，一动不动，姿态十分骄傲。

    我心里一动，双手合十，虔诚地闭目向它祷告。等我睁开眼，像从未出现似地，树梢空空落落，全无踪影，只有不断飘落下来的梨花花瓣。真香。

    我和母亲解释说，日本人把猫头鹰视为“福鸟”，据说可以带来幸福。母亲不明所以地摇摇头，没有说话。

    实际上，我想起了男孩和他的猫头鹰老公公。也许那会是男孩童年时遇到的那一只，虽然猫头鹰寿命不过几年而已，可我宁可相信如此，就像我认定我还会再和他见面一样。

    幽居的整个期间，除了偶尔会让佣人去采购生活必需品外，我们一家子几乎与世隔绝，直到基德敏斯特男爵的来访。

    他还是一成不变的温雅从容，米色的茄克穿在他身上格外精神。那个时候穿着茄克外出的贵族还是少数，基德敏斯特男爵说，他喜欢这种简单的着装更甚于繁冗的燕礼服。

    他是来道别的，身后跟着已经改名为汤米的日本小男孩弥之助。维维安把小男孩托付给了基德敏斯特男爵先生，他将带着这个小男孩回到伦敦，承诺会让他接受良好的西式教育。

    弥之助还记得我，他看着我，泪水溢满了眼眶，大概又回忆起了那个血腥的晚上。那个夜晚令他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而我心怀愧疚，因为我爱的那个少年正是造成这一切的刽子手之一。我把这种歉意表达给基德敏斯特男爵先生，他安慰我说：“他们都是在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无论是武士还是汤米的父亲，选择的道路不同而已。”

    他主动和我说起了维维安，目光清澈，言语诚挚，他说他很爱她，可是她不属于任何人。维维安的那些风流韵事，我想他一直很清楚，他同样以博爱的声名来作为回应，这点让我无法赞同。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爱的方式，只能说，灵与肉对他们来说是分开的，而我恰恰偏执地认为爱的职责之一是毫无保留的忠诚。

    最后，我们像朋友一样拥抱及吻别。在他离去前，我想请他帮我带信给一个人。他犹豫了一下，伤感地望着我，轻轻地说：“我亲爱的朋友，为什么要让自己像飞蛾一样不顾一切地扑向那点微弱的火光呢？那样只会让你毁灭。”

    我说：“因为我爱他。”

    我只爱我的少年，正如他一心一意地爱着我一样。无论如何，我必须让他知道，我守着承诺，在等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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