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莱州，取南京犹如反掌。”登州、莱州是袁崇焕直辖的军区，南京是明朝的南都，明太祖的龙兴之地。中央无奈，只好暂不坚持。袁崇焕受任之前，曾与首辅大学士（约相当于宰相）钱龙锡商量，要杀毛文龙以确立军纪。钱龙锡不表反对，但劝他慎重。

    第三：毛虽有罪，是否应杀？当时军纪废弛，兵士为了索取欠饷，常常哗变，杀害上官。军纪不肃，无法打仗。袁崇焕曾向崇祯夸口，要五年复辽。如无一支纪律如铁的精兵，怎能抗清复辽？要树立军纪，必须先整肃不守纪律、不服从命令的大将。毛文龙的军阶是总兵（还带都督衔，约略相当于军长、军区司令），和祖大寿、满桂等相同，统兵号称十万（实际约二万八千名）。当时袁崇焕所指挥的部队，全部约六万名，如将毛部近三万兵收过来统一指挥，对军务有极大好处。袁与毛在岛山见面，长谈三日三夜，毛始终不听指挥。袁劝他退休回去西湖享福。毛文龙夸称熟悉朝鲜情形，灭清之后可顺手取得朝鲜。在此情形下，不杀毛文龙无法抗清。打个比方，如果当年林彪统带第四野战军，在东北要独立自主，不服从中央命令，宣称打垮国民党部队后要乘机攻取南北朝鲜（事实上林彪没有这样做，也未宣称）。中共中央不杀林彪，这场仗就打不下去了。

    第四：当时有人说，袁崇焕不应该当场杀了毛文龙，应将他逮捕，送到北京去请崇祯处理，或者先请皇帝批准而再杀他。当时大学者黄梨洲评论说：“文龙官至都督，挂平辽将军印，索饷岁百二十万缗（两），不应则跋扈，恐吓曰：‘臣当解剑归朝鲜矣。’则其内怀异志非一日也。”梨洲又云：“参貂之赂贵近者，使者相望于道……崇焕朝请，文龙夕知。”朝廷中的大官收受毛文龙贿赂甚多，袁崇焕一提出申请，毛文龙即刻知道，有了防备，极可能激得他起兵造反。如将他逮捕送去北京，他部下官兵很多是他义子义孙，有可能动武抢夺，引起内战。就像《三国演义》中写魏大将邓艾在蜀被朝廷下令擒入囚车，邓的部属武力抢夺囚车。

    第五：也有人说，袁崇焕去宁远当统帅之前，决心整肃军纪，要杀毛文龙，和首辅钱龙锡商议。其实他直接请示皇帝更好，因为崇祯先得到杀毛的讯息之后，袁再杀毛，崇祯就不会惊愕恐惧，害怕袁崇焕权太大。然而崇祯更信任宦官厂卫，而这些宦官厂卫都收受毛文龙的贿赂，袁崇焕对皇帝一说，毛文龙很快就知道了。

    春秋时，《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向吴王表演治军之法，要杀吴王的两名爱姬，因二姬不奉军令，嬉笑不绝。吴王大惊，派人去向孙子说：“寡人已知将军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斩之。”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法在军，君虽有令，臣不受之。”还是斩了两个爱姬，部队肃然，奉命惟谨。吴王不悦，说：“我知道你善用兵了，将军请下去休息罢，我不想再看了。”吴王虽然心痛爱姬之死，还是接受伍子胥的劝告，重用孙子带兵，破楚、灭越、威齐，吴国霸于天下。

    崇祯的度量，比之吴王阖闾是差得多了。见识也差得多了。

    崇祯因袁崇焕杀毛文龙而杀袁，等于三国时蜀汉的刘禅因诸葛亮斩了马谡，把诸葛亮杀了。

    十二

    这时候朝廷又欠饷不发了。袁崇焕再上奏章，深深忧虑又会发生兵变，更忧虑兵卒哗变后不再接受安抚，从此变为“大盗”。他说一定要发生一次兵变，才发一次欠饷，而发了欠饷之后，又一定将负责官员捉去杀了一批，这样下去，永远是“欠饷—兵变—发饷—杀官—欠饷”的恶性循环。[97]这道奏章，当然只有再度加深崇祯对他的憎恨。

    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刚刚发生过索饷兵变的遵化。

    明朝初年为了防备蒙古人，对北方边防是全力注意的，好好修筑了长城，设立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统偏头、宁武、雁门三关）、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九大边防军区，那便是所谓“九边”。东起鸭绿江，西至酒泉，绵延数千里中，一堡一寨都分兵驻守。但后来注意力集中于辽东，其他八镇的防务就废弛了。

    明太祖本来建都南京，成祖因为在北京起家，将都城迁了过去。在中国整个地形上，北京偏于东北，和财赋来源的东南相距甚远。最不利的是，北京离开国防第一线的长城只一百多里，敌军一攻破长城，快马奔驰半天，就兵临北京城下。金元两朝以北京为首都，因为它们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敢深入中原，一旦有变，可以立刻转身逃回本土。明朝的情况却根本不同。成祖对蒙古采取攻势，建都北京便于进攻，后来兵力衰弱，北京地势上的弱点立刻暴露无遗。[98]本来，两个互相敌对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期对峙的，僵持一段时期之后，终究是非进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