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的确是看到了世界是什么样的，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更加了解了自己。

    “在国外读书的时候也挺苦的。

    但过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艰苦的时光对于人生体验特别可贵。

    后来做许多人物采访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同样的道理，人容易记住艰苦的过程，而顺利事却容易忘记。

    据说这是因为人在痛苦中会分泌出一些特殊的激素，刺激大脑记忆。”

    人们都说，杨澜一直都挺幸运的，刚毕业就进中央电视台了。

    其实，人生的这一课杨澜在美国给补上了，而且恶补了三年。

    在美国毕业的时候，她的成绩列在全年级最前面，“当时那种成就感绝不亚于在国内的所谓名气”。

    杨澜认为自己比较中庸，她特别羡慕有个性的人。

    “我很羡慕周围生活中一些棱角更分明、更有创见和个性的人，也愿意结交这一类的人。

    我经常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有才华和极端聪明的人，但我的行为又比较符合这个社会主流。

    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从小我们受的教育就是要好好读书，遵守纪律，对朋友要友好，要把大苹果分给别人吃。

    父母按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来要求孩子，特别是一个女孩子。

    这样我循规蹈矩，在学校是好学生，在单位是好同志。

    后来我认识到这种标准给人压上了很大的负担，要让人喜欢你，而且特别在乎别人的喜欢。

    我的反叛期几乎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很晚地到来。”

    杨澜说，在美国那几年，她最大的收获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她发现了世界上原本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思维方法，完全来自于不同角度来看同样的事物。

    “这对于我后来制作节目有特别大的好处，我不再那么自以为是，不再以为自己以前一贯接受的那个观点肯定是正确的了。”

    作为女人，杨澜在这里留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要对生活和事业有主见，有自己的思考方式。

    谁都不会忘记当年那个漂亮美丽、一头直发的杨澜，现在的她有两副面孔，一副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有不少自由时间与孩子在一起；另一副是被形容为“未来之星”的“阳光文化网络电视公司”董事局主席。

    从中央电视台的王牌主持杨澜，到美国独闯天下的杨澜，再到凤凰卫视与众名家侃侃而谈的杨澜，最后成就了一位新经济精英。

    踏入社会之后，杨澜的步伐总是令人吃惊——本已在令人羡慕的位置，她却偏要摇身一变，在一个新的地方展开完全不同的事业。

    我们很难想象假若杨澜十几年如一日留在中央台的演播室里，她是否还能像今天这样光彩照人。

    十年职场中，杨澜脱胎换骨。

    从一个一头披肩直发的青春女孩，到在美国留着弯曲长发的青春反叛少女，再到香港凤凰卫视那个有着妩媚碎发的新闻主持，现在是成熟、时尚、干练的短发商界丽人。

    她不再是简单的电视偶像，而是自己，一个参与世界传媒格局转变的掌舵者，一个拥有幸福家庭和事业组合的女人，一个自信、有理念并有机会和雄心实施人生梦想的丽人。

    杨澜说：“工作上的事还要做，日子也要过，我这个人比较贪心，想要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

    如果有人让我选择做一个事业成功的女性，但没有家，我不愿意。”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尤其是一个选择事业又选择家庭的女人来说，要处理好事业与家庭的关系，是要花费一大番精力的。

    但是杨澜却处理得非常好。

    杨澜说：我觉得工作有两种目的，一种是你在工作中得到满足感、充实感，另一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承认，或者是为了挣更多的钱。

    当工作跟家庭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可能会把工作的后半个目的减低些，但是充实感还是需要的。

    这样精神生活会十分丰富，而且跟得上时代的变化，因为很多东西只有在工作中才能获得。

    正因为这样，尽管时常在外，杨澜和她的孩子却丝毫没有生疏感。

    现在的杨澜是中国最富的女人之一，对很多女人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梦想。

    拥有金钱是一种快乐。

    可是杨澜却并非那种只崇尚金钱的女人。

    杨澜说：“卓别林当年刚在好莱坞拿到他第一笔很高的片酬时，当时欣喜若狂非常激动。

    后来就有一个制片人冷静地对他讲：很多人就是这样一步步毁在钱上的。

    卓别林于是就问：那怎么知道有多少钱就能毁了我呢？

    于是那个制片人又告诫他：当你还能理性地支配手里的钱时，就能获得心理上的最大自由，但如果你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花太多的钱时，那就离被金钱毁灭之日不远了。

    我还能理智地支配钱。”

    “挣钱这件事，真的想赚的时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