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逢初五、十五，广慈堂门外正对着的城隍庙门前就会有大的庙会。到了那一日，黄县方圆百里四里八乡的百姓就全都会进城赶庙会，或者是拜神，或者是为了赶集。如此一来，这城隍庙就成了全县最繁华热闹的所在。

    而其他日子虽然没有庙会那天那么热闹，但是这里也因此聚集着不少小商小贩，摆地摊、卖艺杂耍的，再加上临街两侧的香烛纸马店、食肆、酒馆，以及去城隍庙上香求神的善男信女，就使得这一带形成了黄县最繁华的商业圈之一。

    人多自然难免口杂、手杂，三教九流云际与此，隔三差五总会闹出一些事来。

    就好比说是今天，城隍庙大门口来了一个贩马的商人，牵着一红一黑两匹流光水滑、骨骼均匀、四肢健壮有力的骏马在这里支摊子贩卖！没过一会，就被过往的行人围了一个水泄不通，竟然比庙会时还热闹三分！

    其实也难怪百姓对两匹骏马抱有如此大的兴趣，原因只因为一条“物以稀为贵”罢了。

    大明朝缺马，这已经是朝野民间普遍的共识，其实准确算起来，也不是明朝一朝缺少马匹，特别是军马。回顾历史，除了少数几个朝代，马匹对古老的中央帝国一项都是紧缺物资。这不但是因为中原地区缺少大规模适合喂养马匹的天然草场，更多的还是人为的弊政引发了一连串恶性循环导致了历代“无马可用”的恶果！

    在冷兵器时代，军马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战争中冲锋陷阵的主要打击力量，而且也是驿传交通、后勤运输的重要军事工具。因此军马作为重要的军事畜力资源，既是国家富强的象征，又具有更为特殊的国防意义。

    故以军马的牧养、征调、采办、使用等管理为主要职责的马政，始终是中国古代社会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历代统治者也无不视马政为国家重务。

    明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就指出：“昔人问国之富，即数马以对者何？盖事在戎。其戎始轩辕。其马载甲士，代涉劳，备边御辱，足折冲，斯力之大，斯功之美，可不爱育乎！所以古人先马而钱粮，故数马以对。马之功不但备戎事耳，若使君有道，则马之力牵犁耜驾粪车，辟土沃田，其力甚焉，所以古重之者为此也”。因此，明开国之初即对马政建设十分重视。

    不过明代马政机构较复杂，御马监、两京太仆寺、苑马寺……门类繁多。历史告诉我们，职能部门越多，事情来了扯皮的事情也就越多。越是扯皮，就越出问题。同时明代马政牧养形式也分为官牧和民牧两种形式。官牧由国家设置专门草场，由卫所军人等组织牧养。民牧主要是两京太仆寺所属官把马交属地民户领养。

    按明制“官牧给边镇，民牧给京军”。只是如此一来，马政之弊就随着时间慢慢显现了出来。

    不说官牧，这里单提民牧！

    民牧养马形式难以为继，致马政危机。民间养马，不仅要保证马匹的健壮，而且要完成一岁一驹的任务，否则不得免粮役反而要赔偿。故因马而废本业，因包赔而破产之事例普遍，致“民间官马为累，一马在家，朝夕喂养，至缚其身，不得奔走衣食”。同时，由于民牧形式是多户供养马一匹，这往往使“有丁多之家倚恃豪强欺压良善者，令丁少人户一般轮养，靠损小民，甚至略无人心，着令幼儿寡fù笃疾残废一概出马备钱，有伤风化”。因此，从明洪武到嘉靖年间朝廷屡屡申令不许轮养，但其弊仍未除，民户受累致贫多多。

    张弼就写过《养马行》，其文写道：领马易，养马难。妻子冻馁俱尫孱，若有刍豆且自飡，安能养马望息蕃？平原草尽风sè寒，羸马散放声嘶酸。忽然倒地全家哭，便拟赔偿卖茆屋。茆屋无多赔不足，更牵儿女街头鬻。隣翁走慰不须悲，吾家已鬻两三儿……

    故此，随着弊病日深，民间缺马少马也就越发严重。

    所以在黄县县城内，在大街上一眼望过去，拉车的牲口几乎都是牛车、驴车、骡车，少见有人用马车的。

    马匹少，价钱自然就高。除了每年九边开放茶马市交易来的那点微不足道的马匹，民间的马市往往是有价无市的局面。

    因此当有人牵着两匹正值壮龄的高头大马出现在闹市之内，立刻就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同时大家也在猜测这卖马之人的来历，毕竟能够将这样两匹“宝马”安安稳稳的带入县城，就不是常人所能办到的。

    这就好比后世将两辆限量版布加迪威龙nòng到闹市一样，谁都会怀疑他的来路。

    不过这些不是重点，重点是为了这两匹骏马，当场就引得本地的富户竞相出价。几乎眨眼间就把庙会前的气氛炒到了最高点，价钱也像是坐了火箭一样，升高到众人无不瞠目结舌的地步。

    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人高喊一声：“偷马贼，还不将这两匹宝马良驹给小爷我留下！”一下子就打破了庙会前热闹的气氛。同时不等话音落下，人群就被人强行分开，走进来十几个手持棍bāng的彪形大汉。

    而在这群大汉中间，就见一个穿着月白sè绣满了粉红牡丹，头戴一朵金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