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绿党的联合直到1998年才在议席计算上成为可能。1998―2002年间，德国社民党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自民党在下野后宣布了对社民党和联盟党的等距离战略，不仅绿党，而且自由主义党重新成为德国社民党可以考虑的联合伙伴。德国社民党/自民党的联合事实上在1998―2002年的联邦众议院任期同样拥有议会多数，社会民主党不失时机地一再向绿党指明这种选项。

    德国社民党在德国福利国家的扩建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尽管这样，福利国家的“保守主义”结构常常与再分配和平等之类的政策目标冲突。社会保险体制源于俾斯麦引入的依照现收现付制（Umlageverfahren）的保费筹资的社会保障原则，也就是说，社会救济金由当前支付的保费提供。凭这些保费，人们反过来又获得了日后合法要求社会救济金的资格。因此，这一体制尤其具有路径依赖性，只有在极长的时间才能被改革。养老和失业保险的救济金金额以已经交纳的保费的金额和缴纳的时间为依据（对等原则），收入和地位的差别因此被永久化。尽管德国福利国家因此起了维护现状和节制再分配的作用，但它特别受到工会的捍卫。因为工会与雇主们共同参与社会保险制度的管理，所以对于维护现有结构有着“天然的”利益。

    除了传统上的政治亲近之外，工会与德国社民党的关系还深受紧密的人事联系的影响，尽管在两个组织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制度化的组织上的联系。几乎所有的工会高级干部都是德国社民党党员，并且经常在党的委员会中出现。反过来，大约1/3的德国社民党党员是工会会员，在德国社民党的联邦众议院议员中3/4以上为工会会员，在德国统一前甚至几乎为100%。与联邦下院的其他政党相比，德国社民党因此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它为工会与德国社民党的享有特权的关系创造了条件。

    90年代德国社民党的纲领演变德国社民党直到1989年才替换了在此之前一直有效的1959年《歌德斯堡基本纲领》。在新的《柏林纲领》中，“新社会运动”和后物质主义价值变迁的社会政治诉求被纳入其中。直到那时为止，这些主题仍然为绿党独有，现在被社民党夺回。尽管《柏林纲领》经过许多年的广泛努力才得以拟就，它几乎一通过就已经过时（Meyer1999）。柏林墙在新《基本纲领》通过的几天前倒塌了。姑且完全撇开这一点，即它未能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终结后左翼的状况予以定位性的描述，即使全球化和日益发展的欧洲一体化的经济挑战在纲领中也没有得到讨论。德国社民党在20世纪90年代虽然从纲领上使自己逐渐适应联邦共和国的外交和安全政治形势，然而没有出现经济和社会政策立场的有针对性的发展（Egle/Henkes2003）。

    这至少有两个原因。由于德国社民党在过去几年的州议会选举中成就斐然，因此较少觉察到对其纲领的系统性检查和进一步发展的理由。另一个原因在于德国社民党尚不明朗的领导问题。处于领导地位的德国社民党政治家之间的对抗对90年代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些政治家遵循不同的经济政策纲领，因此不能使全党统一起来。总理候选人奥斯卡?拉方丹（OskarLafontaine）在经过1990年德国社民党选举败北不再打算担任党主席之后，最初由比约恩?恩霍尔姆和鲁道夫?沙尔平两人担任党的最高领导，后来拉方丹还是在1995年的曼海姆党代会上被选为主席。其后他致力于用左翼路线来突出德国社民党的特征。在他看来，过去几年的经济政策讨论“全都不着边际”，因为这些无论在德国还是国际上的讨论都首先把“经济区位”的保障作为主题，并建议降低税费。相反，拉方丹追求一种需求导向的政策，希望货币政策承担起责任，在将来不仅以币值稳定为导向，而且要遵循就业政策的目标（Lafontaine1998；Lafontaine/Müller1998）。然而沙尔平并不赞同这种路线，他一直到1998年大选前仍然领导联邦众议院的德国社民党党团，因此实际上是议会的反对党领袖。下萨克森州长格哈德?施罗德也是拉方丹和沙尔平的对手。1993年恩霍尔姆辞职之后，虽然施罗德在党员选举党主席的投票中败给沙尔平，但对于部分党员来说他仍然是希望的寄托者。因为他与拉方丹和沙尔平不同，能够积极地在媒体民主中进行筹划组织。拉方丹可以被简称为“左翼凯恩斯主义者”，沙尔平被划为德国社民党的右翼，施罗德则主要因纲领上的灵活性引入注目。如果他在20世纪80年代还被看做“左翼”的话，身为下萨克森州长，他愈来愈把自己刻画为推进对经济友善的改革的“现代化者”。他认为，没有社会民主主义或者保守主义的经济政策，只有现代或不现代的经济政策。

    但“左派的”拉方丹和对经济友善的总理候选人施罗德之间的纲领上的矛盾在1998年大选中还能被掩盖。两人都成功地以社民党巨头的身份代表了竞选的中心概念“创新和公正”。通过拉方丹和“社会公正”的主题，德国社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