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er2003：94），在这种联盟中它只须确保其他政党对其政策的支持，而不必让它们分享权力。

    前任政府的遗产1991-1994年是瑞典社民党的在野年。除了资产阶级四党联合少数政府的具体的政治遗产，这几年以30年以来瑞典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为标志（Benner/Vad2000：419-421；Lachmanetal。1995）。导致经济方面的这种灾难性结果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银行业危机。为确保银行安全，政府提供流动资金保障和安全担保，这给国家财政造成额外的负担；

    ――20世纪90年代初的全球经济衰退。它特别强烈地影响到瑞典的大型出口企业，后者以合理化和解雇来应对这场经济衰退；

    ――为确保瑞典克朗安全和阻止资本从国家银行出逃而急剧提高的利息。它既触及投资需求，也损害了消费需求。

    在这些前提条件下，保守党在1991年执政开始之时所宣布的向私有化和自由化方向的政策转换没有得到任何主导议事日程的机会。相反，攀升的财政赤字、垂直上升的国家债务以及在三年之内达到1945年以来最高值的失业率成为政治争论的中心。恰如在1976-1982年间资产阶级政党执政时期一样，瑞典社民党很幸运，正好在最严重的危机时刻没有承担执政责任（Therborn1992：30）。由于保守党政府对这一灾难负有责任，公众中社会民主党是国家的“天然的”执政党并且只有它才能保障和再度实现充分就业的意见反而更加强烈了。

    1994年竞选和政府更替1995年大选显然受到国家债务、财政赤字和大规模失业这三个突出问题的影响。即使资产阶级政府能够使人们注意到正在开始的经济复苏的最初征兆，并承诺继续实行已经开始的改革，然而，持续的经济衰退和攀升的失业率增大了瑞典社民党当选的机会（W？rlund1995）。工党笼统地把失业称为对瑞典社会的进攻，并将降低失业视为预算巩固的条件。但为了不让所宣布的措施危及其在民意调查中的领先地位，社民党只是一般性地提到必要的削减。尽管这样，这次竞选被不是很恰当地称为“一场竞相抛出不受欢迎的措施的竞赛”（Widfeldt/Pierre1995：481）。鉴于危机状况，每一政党都必须把自己展示为“现实的”选择，使得人们可以相信它能够保证福利国家的核心（Madelay1995）。

    相反，保守党觉得自己陷入一种根本性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此前的削减和严厉措施只被归罪于政府，尽管它们大多数是在反对党社民党的支持下通过的。因基督教民主党、中央党、特别是自由党由于预计社民党获胜而一再单独表态试图争取与未来的社民党政府合作，在竞选中向选民传达一种共同的“资产阶级”立场只能变得更加艰难（Aylott1995），这种策略使自己的选民更是觉得没有保证。

    1994年大选的结果使社民党处于有利的位置。它作为少数政府可以发挥议程制定者的作用，并在六个不同的反对党中寻找必要的议会支持。在这次以明显优势获胜的大选之后，鉴于持续的严重经济和财政危机，人们要求的不是社民党的纲领设想，而是务实的政策规划。因此，从对社民党政策实施和成功的可能性的评价来看，1994年大选后向社民党敞开的行动背景具有如下所述的有利因素。

    政党竞争：

    ――公众认为主要的保守主义资产阶级政党（Castles1982b）一方面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国家的政治取向，另一方面它对经济危机负有责任；

    ――右翼政党谱系是分散的；基于普遍的达致共识的意愿，单个右翼政党均愿意与社民党合作；

    ――在联合中不必考虑左翼社会主义的竞争政党，而且为了少数政府的强力地位必须将它排除在外。同时，这样的左翼政党能起到社民党自身的可能的失望者的“左翼蓄水池”的作用，但它陷入了社民党的“巴比伦之囚”。

    工会：

    ――鉴于之前的经验，工会领袖的反对而减少了，因为工会在一直对社民党拥有影响可能的情况下，相对于其他任何选项，（特别是公共服务部门工会的）工会领袖们更愿意选择一个社民党政府（Feld2000：309）；

    ――由于瑞典工会的泛利性特征（umfassenderCharakter），可以这样认为，即会员的局部利益和整个社会的更广泛的利益在这个行动者内部能够得到协调。

    政治遗产：

    ――一项市场导向的立法（见下）已于1990-1991年间生效，因此社民党无需再将它提上议事日程；

    ――养老金改革的艰巨计划已于1993-1994年间在各方一致的情况下通过。即使它如今得由社会民主党来执行，在社会民主党的选民中恰恰作为一个议题而起了重要作用的养老金改革不再是政党竞争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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