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应通过积极的教育政策（SAMAK1998）来加强。国家应通过全面的公共服务提供公共福利产品（教育、卫生保健服务、养老和失业保障）。在这一方面，主要是在纲领上坚持共同筹资和坚持将这些社会服务用于“产品再分配”（SD1996）。

    纲领的修正表现在就业政策领域。国家的中心地位并没有受到怀疑，但与这种中心地位并列出现了一种国家与个人的新型关系。如果说社会民主党从前把保护个人免遭客观市场力量的伤害视为国家的主要职责，那现在国家又新增了一个职责，即通过针对性的国家措施使个人重新融入劳动市场（“人人被需要”，SD1992：5）。除了国家的这种义务，也出现了一种公民个体的义务。国家保障社会包容（Inklusion）的义务使它干预市民个人人生安排的权立得以合法化（权利与义务原则）。

    在何种程度上，人们已经能够把“激活”失业者的这种发展称为对消极福利国家（Cox1997）的首次背离，这是存有争议的。但它无疑涉及到实现社会包容这一目标的工具的变革，与此同时，充分就业作为目标得以保持。国家仍然是一种干预型的国家，它除了保护职能，还获得了一种促进个人就业能力的社会投资的角色。1992年，这些新的纲领取向被草拟合并入到一个新的基本纲领中。因此，社民党在执政期开始之前就已经接受了供给政策的考量，一份由供给经济政策、普遍主义的社会政策和激活性的就业政策组成的前后一致的纲领成为社民党执政的开端。

    前任政府的遗产和1993年政府更迭1982-1993年间，社会民主党的前任资产阶级政府以保罗?施吕特为首相，由四个资产阶级政党组成，作为少数派政府它依靠激进自由党的支持。人们可以从史无前例的高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各为10%）中看出丹麦经济当时的危机，与此相伴的是国家财政与国际收支的双赤字。资产阶级政府希望通过新政策来克服这些困难。在财政和经济政策领域，政府实行一种以财政整顿和提高出口能力为导向的政策。在1982-1985年的第一阶段，社会救济金通过取消转移支付和养老金与工资增长挂钩的自动指数化而被冻结，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被提高。与此同时，财政整顿和抑制通货膨胀政策的实行取得了一些成果（Nannestad/Green-Pedersen2000）。经济形势的积极发展有利于这些成果的取得。1987年，为促进经济增长，家庭可支配收入和企业的出口能力都因降低所得税税率和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改革而得到支持：最高税率从73%降低到68%。1988年起，资产阶级政府取消了其紧缩政策，主要通过大幅提高1982年以来冻结的转移支付，实行不受父母收入影响的普遍的大学生补助，以及实行带薪产假来再度扩大社会福利。在政治竞技场里，资产阶级政府因社民党的强力反对未能进行重要的结构改革，后者把一切形式的削减都视为“宣战”，在竞选中把“社会公正”，或者更确切些说把“公平问题”（Green-Pedersen1999）当作永恒的主题。更确切地说，由于多数丹麦民众的亲福利国家观念和政府中起决定作用的中央政党在社会政策方面的扩张取向，政府的改革决心是有限的。在政党竞争中，对福利国家的强烈质疑也许会被左翼反对党利用。虽然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能够得以稳定，但高失业率问题依旧存在，在20世纪90年代再度明显激化。高失业率通过大方的社会福利将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推向顶点。

    社民党在1984和1987年的竞选深受安高?约恩森的鲜明的反对党策略的影响，但这种策略两次都没能带来权力更替。对保守党政府保住权力具有决定作用的一直是激进自由党（RV），它在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上支持政府。尽管社民党推行了与中央政党的合作策略，政府的轮换并没有跟随社民党1988和1990年的大选获胜而发生，此后社民党对政府的“天然候补资格”陷入危险之中。由于各中间政党表示，他们不可能与当时的社民党主席斯文?奥肯合作，他――经过激烈的党内争执后――在1992年4月11日被其副手尼鲁普?拉斯穆森赶下台。随着新的党主席的产生，社民党在1993年成功地使激进自由党、中央民主党和基督教人民党解散了与两大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从而由自己组建一个20年来第一次拥有议会（中左）多数的联合――由此在执政开始时而不必依靠左翼边缘政党的票数。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