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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庄与银号的不同：

    钱庄、票号经营的货币兑换、汇总、存放款、发行票据等都与近代西方银行业务接近，但钱庄、票号与近代西方各国的银行有着深刻的区别。

    首先，钱庄、票号中大多数经营规模较小，资金多是一家一户的，有些是一个家族的，很少有广泛集资的，而同时代西方各国的银行却多是较广泛地集资兴办的。钱庄、票号的业务限于国内，而当时西方各国的银行多有跨越国界的业务。

    其次，钱庄、票号的存放款，用于生产性资金周转的所占比重很小，特别是由于放款利率较高(一般年利率多在十分之二上下)，用于生产的放贷更少。换句话讲，就是钱庄、票号的业务与生产存在脱节的情况。这样就严重限制了业务范围的扩展。最后，钱庄、票号的人员组成、经营管理具有较浓厚的封建性。其人员上下关系，多靠血缘、宗族、主仆、师徒等来维系，其管理也是家族式的管理。

    钱庄、票号的极盛期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段时间，随着国内银行业的产生和发展，它们也就因完成了历史使命而走向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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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山西票号的营业内容与范围：

    山西票号的营业内容和范围，主要是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关于汇兑有以下六种情况：

    一、同业对交，各凭各信，不立字据，汇水随市面松紧，临时酌定。

    二、迟票。除以兑期另加汇水外，所占之期，按月估算递加。

    三、兑条。手续于定汇之后，立一对条，齐中剪为二纸，汇款者持上半页，承汇者将下半页寄往所汇之地验兑，交条付银，即不找保立收据也可。

    四、信汇。各凭各信，字号对字号，下付人堂名，须得保付给，汇水随行市。

    五、汇票。凭票给付，汇水随行市。

    六、电汇。如用明电，见电后讨殷实承保用款，错则退款，如系各家之密电，用款手续亦与明电同，电费皆由汇款者出。

    关于存款，又分往来存款及定期存款二种，前者系商家浮存，随市面之疲快，临时定日利，但存款利率较市面利率略小；后者则有定期一年者，亦有定期一、二、三、四、五、六月者，存户如在存款未到期提取利息，须立一借据。

    关于放款，又分信用放款及抵押放款二种。前者放放款时须立一字据，也有随市面习惯办理者。其日利随市面而定，活期者较小；后者抵押货物，须订立合同，执其凭单，押品如系不动产，则须执其红契，并立字据，由承保者垫还。

    票号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最初以商号和个人为对象，以内陆商埠为重心，咸丰以来，又为清政府大量汇兑公款。

    山西票号的业务活动具体来说包括如下十一个方面：

    一、对商号钱庄存放款。票号通过存放款支持商号、钱庄的经营活动，以日升昌票号清江浦分号咸丰二年（1852）为例，贷款给商号：

    郁丰号银500两月息7厘

    丰兴典银4000两年息7厘

    裕泰典银1000两月息6厘

    德馨堂银2000两月息8厘

    山西票号与钱庄的关系是一种商业交往，钱庄是以兑换银钱为主。起初，钱庄的资本薄弱，须向票号借贷。而票号愿意支持钱庄，藉以容纳各地的公款；钱庄则依赖票号作为后盾，可以取得民间信用，便于开展业务。票号与钱庄的性质、组织和营业范围不同，且可互补。

    钱庄的性质是兑换，票号是汇兑；钱庄的营业范围只限于本地，不在外埠设分店，票号则分庄遍布全国各大商埠；票号的存款以官款为大宗，放款只借给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号，钱庄的存放款，则以一般商人为对象；钱庄做贴现、兑换、买卖金银、交换票据等，票号均未兼及；票号交给官吏，发行纸币，钱在注重社会信用，不发纸币。这是票号与钱庄互相分野、互相衔接的地方。票号集中精力经营各地的往来汇兑，把有关地方性质的营业，逐渐让与钱庄。在一些地方，票号总号与票号分庄，委托邻近殷实的钱庄为代理处。

    二、对近代工交业发放贷款。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山西票号除对钱庄进行商业放款外，也开始了对近代工交业发放贷款。尽管其数量不大，但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光绪十三年（1887），以李鸿章为后台的中国铁路公司为修筑津沽铁路，曾求助于山西票号，争取票号的支持。

    20世纪初，在全国开展的收回路矿斗争中，山西票号曾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如山西成立保晋矿务公司向英国福公司赎回山西矿权的过程中，山西票号曾垫支赎矿银150万两，并且是保晋公司的主要集股者。纵贯山西全省的同蒲铁路在修建过程中，得自山西票号的贷款57万两，是全部借款72万两的70％。

    川汉铁路股款储存有310万银两，其中106万两股款交由山西三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