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协同庆、天成亨、蔚长厚、蔚丰厚、新泰厚等票号收存，表明山西票号与商办铁路之间存在着融通资金的关系。山西票号还为近代企业收存股款、代招股金。光绪三十年（1904）大德通票号曾在开封、上海、汉口、北京等地为河南均窑磁业公司代招股金。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等票号曾为河南广益纺纱公司代为收储股金。

    三、汇兑京银。咸丰时，太平军和清军进入了决战阶段。八年（1858）太平军摧毁了江北大营，十年（1860）再破江南大营，乘胜占领苏州，两军在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激战，长江以北，又有捻军活跃于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山东、山西、河北等省。在这种情况下，各省、关已无法按旧例向北京解送京饷。如咸丰十一年（1861）各省应解京响700万两，实际只解送到100万两。清政府不得已，于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准户部奏折，令各省督抚将京饷觅殷实票号设法汇兑。同治二年（1863），湖南将京饷银五万两交在省城由山西商人开办的蔚泰厚、新泰厚票号汇兑。是年，四川的四万两工程银，因“陕省贼匪猖獗”，交山西商人开办的元丰玖票号汇兑。是年六月，湖北省将江汉关收洋税项下筹动银三万两，“因直隶道路梗阻，仍由汉镇蔚泰厚票号兑付”。是年八月，又将地丁、盐课、土税、关税等款计十余万银两，“在汉镇蔚泰厚、元丰玖等票号内分别汇兑”。

    同治四年（1865）将各路厘局提到盐厘银四万两、司库凑拨夔关解存盐税银一万两、二两平银一万两，共银六万两，作为同治二年凑拨之项，“由委员将前项银两如数兑交协同庆、蔚丰厚、元丰玖、天成亨、广聚、和泰各银号分领，干到京后由该委员向各号兑齐赴部交纳。”（《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同治五年（1866）浙江将浙海关银三万两，交山西票号元丰玖汇兑。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西太后挟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曾住宿祁县大德通票号，票号借给清廷银40万两。清廷因道路不靖，西商票号老庄多在山西省内，遂命各省将京饷改解山西省票号总号。如湖南巡抚俞廉三筹款11万两，转交山西票号日升昌、天成亨、百川通、新泰厚、蔚丰厚、蔚盛长、协同庆、乾成亨等九家票号汇兑至山西平遥。

    光绪二十七年（1901）江西以33300银两作为江西筹借直隶银由山西票号蔚长厚、新泰厚汇赴江海关道衙门转汇直隶。下面是从同治元年（1862）到光绪十九年（1893）山西票号汇兑京饷银两统计：（《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同治元年（1862）10万两同治H年（1863）139万两同治三年（1864）56万两同治四年（1865）128万两同治五年（1866）235万两同治六年（1867）413万两同治八年（1869）277万两同治九年（1870）37万两同治十年（1871）15万两同治十一年（1872）283万两同治十二年（1873）155万两同治十三年（1874）10万两光绪元年（1875）453万两光绪二年（1876）384万两光绪三年（1877）233万两光绪四年（1878）2万两光绪五年（1879）179万两光绪六年（1880）296万两光绪七年（1881）240万两光绪八年（1882）143万两光绪九年（1883）221万两光绪十年（1884）24万两光绪十一年（1885）283万两光绪十Th年（1886）280万两光绪十三年（1887）10万两光绪十四年（1888）1万两光绪十五年（1889）152万两光绪十六年（1890）329万两光绪十七年（1891）290万两光绪十八年（1892）313万两光绪十九年（1893）266万两以上31年中，票号汇兑京饷5860万两，平均每年达189万两。

    四、汇兑海防经费。同、光时，清政府洋务派发动的洋务运动，全面开展，并筹划海防，购买兵舰。海防经费多赖各省协济，并经山西票号汇兑。江西在光绪元年（1875）将厘金项下提出五万两，作为奉拨海防经费交在南昌的谦吉升、三晋源票号汇兑天津。三年（1877），又从厘金项下动银一万两交三晋源票号汇付北洋，一万两交新泰厚票号汇福建。光绪十四年（1888），福州将军将所征洋药厘金项下提拔银12万两，交山西票商新泰厚等承领，解赴海军衙门投纳。光绪十九年（1893），闽浙总督将征收土药税厘银6439两，交山西票商蔚长厚汇解海军衙门。光绪十二年（1886），四川将银10万两交百川通、日升昌等九家票号承领，汇解海军衙门交收。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收捐灾银19802两，交山西票号协同庆等号承领江解海军衙门。光绪元年（1875），江西交谦吉升、三晋源票号各25000银两，汇付天津北洋海防直隶大臣李鸿章。光绪三年（1877），又将厘金项下一万两交三晋源汇付天津北洋直隶大臣李鸿章，又将银一万两交新泰厚汇付福建抚臣衙门。光绪十五年（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