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广东向山西票号百川通借垫银五万两电汇北洋大臣衙门。

    五、汇兑铁路经费。光绪时修筑铁路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清廷对俄建远东铁路有所警惕，遂决定修建关东铁路，并规定修建铁路经费各省年拨银五万两，16省共80万两。光绪十六年（1890），两广总督李瀚章汇解铁路经费银五万两，发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日升昌、蔚泰厚、蔚盛长、新泰厚汇兑至京。光绪十六年（1890）四川将银五万两，交日升昌等九号汇兑。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交协同庆二万两、百川通15000两、蔚泰厚15000两汇解直隶总督衙门。是年湖广应解关东铁路经费三万两，发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汇与北洋大臣。又有安徽应解铁路经费交百川通汇解。大体在光绪十六到十九年间（1890——1893），山西票号汇兑铁路经费在20万两以上。

    六、汇解协饷。继京饷交由山西票号汇兑后，协饷也随之交由山西票号汇兑。如同治四年（1865）山西河东道应解甘肃兰州协饷三次银八万两，均由山西平遥票商汇兑。同年奉拨甘饷银二万两，交山西票号元丰玖等汇解陕西藩库。同治四年（1865）四川奉拨陕饷银二万两，交元丰玖汇兑。光绪十七年（1891）浙江交日升昌银五于两汇解广西藩库。光绪十六年（1890）湖广将协饷一万两交百川通汇兑广东。光绪四年（1878）江西交蔚长厚协拨伊犁军饷银一万两。六年（1880）江西又交蔚长厚银一万两到包头局转解。光绪年间，粤海关交志成信、协成乾汇解乌鲁木齐协饷9615两，光绪五年（1879）广东交元丰玖一万两汇解山西归绥道转解乌里雅苏台。同年，广东交志成信票号12500两汇解察哈尔都统衙门转科布多。光绪十二年（1886），江西将协饷一万两，作为奉天丙戌年俸饷交蔚长厚汇解盛京户部衙门。光绪十九年（1893）江西将协饷15000两交蔚丰厚汇解盛京。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元年到十九年（1875——1893），19年间山西票号共汇兑协饷1023万两，每年平均达54万两。

    七、汇兑河工经费。清代河工经费数额很大，由山西票号负责汇兑，使山西票号又大获其利。如同治十二年（1873）广东的河工经费一万两交山西票号协成乾、蔚长厚、志成信汇兑。光绪十三年（1887）两广三次汇解银219000两，交山西票号商志成信、协成乾汇兑，解赴天津支应局转解河南河工应用。

    八、赈款。光绪十八年（1892）山西大旱，由江苏筹银一万两交山西百川通、蔚盛长票号汇解山西巡抚衙门兑收赈济。光绪十二年（1886）直隶水涝成灾，由广东将22209两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汇天津转解分拨灾区。光绪十一年（1885）山东遭灾，由上海交山西新泰厚票号5000两、元丰玖票号3000两解赴山东。

    九、借垫教给各省及税关。早在19世纪40年代，广东地方财政机构就曾与山西票号发生了借贷关系，“自道光二十年（1842）办理夷务以后，……藩库度支每绌……向西商贷用”，不过这种借贷是“旋借旋还，无案可稽”。（《东粤藩储考》卷12，转引自张国辉《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票号业的发展》历史研究》1985年第二期）到了50年代，因太平天国农民军起义，广东省财政陷入了非常窘迫境地，从此拨解京饷，多向票号借垫。

    如同治三年（1864），粤海关因关税征收无几，不敷凑拨，向山西票号协成乾借银五万两汇兑，向志成信票号借银五万余两，由税收项下提拨归偿。光绪三十年（1904）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先应解银228135两，已由山西票商照数借定，由志成信、协成乾汇兑至京。同治时，陕甘总督左宗棠西征筹解军饷，广东在厘金项下筹银六万两，向山西票商借六万两。光绪三年（1877），广东解京第四批京饷，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协成乾、谦吉升、元丰玖等借报166000两。光绪五年（1879）广东应解第三批京饷，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协成乾、元丰玖借银242000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西师旅饥馑，急需军饷，而广西库空如洗，广东筹拨有限，又向山西票商挪借银12万两协济。光绪十八年（1892），广东向日升昌、蔚泰厚、蔚长厚、新泰厚票号借银二万两，作为第二批起解太平关常税并由该票号汇京。光绪二十七年（1901）新定赔款，四川每年派银220万两，匀作12次每月摊派，至二十九年（1903）前已向山西票商借银30万两，刻下解期又迫，复向山西票商借银186345两，发交山西票商协同庆汇兑，于年底汇江海关，作为川省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还款。光绪十五年（1889）江苏淮安关曾向山西三晋源票号借银一万两，交付内运。同治十二年（1873），晋省因库储久空，曾向平遥等县40余家票号借银21万两。光绪十三年（1887）湖南向山西票号天成亨、协同庆预措协饷银48000两。光绪十三年（1887）甘军由京返甘路经平遥借票号银三万两。光绪三十年（1904）奉天官盐局向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