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我实在无法控制。我在这大笑中抽搐，我受了伤害。我不再去想什么总统，什么肇事者，什么刺杀案，什么新闻界。我只为我自己哭泣。我，这个无辜的牺牲品。最终付出最大代价的只能是我。

    它给我带来的伤害永远不会消退。我不能理解，不能原谅，也不能忘记它。以往，母亲的一个轻吻和一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安慰总能为我抚平伤口。但是这次不会。一切都不会好起来！不会的！！

    但我已没有时间去体会这些了，有很多事情要做，也有秘密要保守。我想变得强硬，像牛仔。没人要求我这样，但是我要展示给他们（天晓得是谁）看：我很坚强。我要让他们看到，朱迪是如此镇定，如此擅于控制局面，没有什么能把她击垮。

    我坚信这一点，我的潜意识也在给自己鼓劲。事实上，在一切支离破碎的关键时候，你往往能储存起你平时想都不敢想的力量，就像那些奇迹般的母亲从两吨重的卡车下把她们的孩子救出来一样。

    在人类社会，求生的力量超过了任何其他的情感。

    耶鲁不会放弃它的任何一个孩子，那些拥有法学学位的耶鲁前辈被叫来指导我的行动，但是没有人知道我究竟应该怎么做。

    这些学术界的大人物一下子降格成了什么都不懂的学生，已经没有时间去准备那些满纸术语的打印好的讲稿了，我们不得不拿起一些零碎的纸片去行动，我开始拼命打电话，打给律师、fbi那些或许有处理这类事件经验的人。

    他们各自给我不同的建议，我也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事情泄露得如此之快一至于报社知道的内幕比我们任何人都多。我买了一分地方报纸以便了解更多的细节。于是我接触到了也许是我最害怕的东西——媒体对我的攻击——他们想出各种各样的标题，并蜂拥到学校里抢我的花边新闻，我无力保护自己。

    我违背联邦官员的意愿，草拟了一份陈述稿，组织了自己的新闻发布会，但是我很快就希望它早早结束。因为我的出席完全是多余的，他们早就准备好了新闻，仅仅是希望得到我的照片以配上一段说明文字。

    我不能不感到我被这些别着麦克风的人们欺骗了。突然之间这些人拥有了摧毁我的生活的权力，因为那是他们的“工作”。我曾被告知，公众人物就是这样的。但有趣的是，这些拿者闪光灯、拍纸簿、摄象机的人居然也害怕了。

    他们在极力掩饰他们的害怕、敬畏，和歉疚。当我看者他们在我跟前聚集时，我知道我以后就是要和这些家伙打交道了；当我看着他们安静而庄重地等待我的陈述是，我知道再次扮演牛仔的时候到了。我要告诉他们，没有什么能打断我的生活，如果他们想看到一个软弱的我，我不会让他们满意。

    也许只有我才知道事实上有两个朱迪·福斯特。一个总是出现在屏幕上，一头金发，带着自信的微笑。这是所有人都看到的那个朱迪·福斯特。另一个却只有我才知道。她外强中干，用表面的聪明来掩饰自己。实际上，她是个跛子，毫无自信，是一个脆弱而疏远的存在。

    我回到课堂，笑着和别人开玩笑，让所有人都感到快乐。我试图不去承认，我已注意到了一些变化。我似乎成了一个归来的战斗英雄，但我不想得到他们的敬畏。我不想成为政治人物，不想成为社会的牺牲品。所以我缩小了我的交际范围，只同我的男友（原来现在还没有变成拉拉）和保镖在一起。

    我不禁自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别的什么人，比如布鲁克·谢尔德？这些问题让我觉得自己很丑恶，而我越是觉得我丑恶，我就越是难以释怀。

    事件之后，生活还要继续，我再一次登上了耶鲁的舞台，好多校警在礼堂周围保护着我，虽然一度差点崩溃，但无论如何，我都会演下去，别人可以不在乎，但有些信念我必须证明给自己看，即便那很愚蠢。

    但是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走廊的公告牌上出现了这样一句话——演出结束之时，就是朱迪·福斯特的死期——警察立刻冲进来检查在场的人。我觉得那样并不合适。后来发现这只是个恶毒的玩笑。一个观众在入口处被两个体育生拦住搜身，怀恨在心，搞了一个小小的报复。几个小时过去，我仍然活着，活得好好的。

    然而，演出结束几天以后，我在家门口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恐吓说要杀了我。我捏住它的一个角，把它轻轻地提起来，送到警察手上。我即将去巴黎的母亲简直要疯了，她想要我和她一起离开，想要在我的身边。我告诉她她这样只能让我更紧张，那些围着我转的保镖能把我照顾得更好。

    这是我头一次遭遇死亡威胁，我不能被它弄的手忙脚乱。

    警方很快抓到了威胁我的人，想不到的是，他随身带着一般灌了铅的手枪，也曾经计划要刺杀总统。

    他在被捕时说我太漂亮了，他当初就坐在礼堂里看我演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

    我离死亡仅十英尺之遥？离握着手枪的疯子仅十英尺？十英尺？我不能确定，但我也不在乎，我告诉自己，最艰难的时刻朱迪·福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