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淮夷。这时辛公甲提议道：“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韩非子·说林上》）。周公从善如流，采纳了辛公甲的意见，决定先攻淮夷（也称九夷）。这些小国兵寡将微，武力不强，自然不是强大周师的对手。但淮夷在长期抗击商军的进攻中，也锻炼了自己的战斗力，况且其地处淮河下游，地势低洼，河流湖泊纵横，周师西来，车兵行动实受限制，不如在殷故地那么方便，人马也有水土不服的情况。因此，征伐淮夷的作战，并未像预料中的那样速战速决。但是面对困难，周公东征的决心毫不动摇，经过连续作战，终于征服了淮夷，“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逸周书·作锥解》），取得了东征之战第二阶段的胜利。

    第三阶段是征讨“践奄”，将周王室统治推进到东方地区。在征服了淮夷诸小国后，周公再接再厉，挥师北上“践奄”，讨伐东方最后一个叛乱据点。奄，又名商奄，地居今山东曲阜一带，商朝时曾是东方一个比较强大的方国。周灭商后，奄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武庚、三叔叛乱的爆发，奄也积极参与，成为周在东方的一个劲敌，所以自然是周公东征中的重要打击对象。此时周师已经占领了奄国西、南两面的邻国，对其构成战略包围，奄已处于完全孤立的不利局面。故当周师挟战胜之余威，进迫奄城时，奄君束手无策，只好被迫缴械投降了。奄国灭亡后，丰、蒲姑等山东北部诸方国也相继投降，周王朝的统治势力一下子扩大到了渤海黄海边上。至此，历时三年的周公东征，终于以胜利而宣告结束。

    周公东征战争是武王伐纣战争的继续，对于周王朝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东征胜利后，周公认为发生这次叛乱的主要原因是镐京的位置太偏于西部，远离商殷那里得来的土地太远，不利于对那里进行管理，所以决定在东边建立一个新的都城。经过占卜，周公认为洛邑（今河南洛阳）是个好地方，于是决定在洛邑建造一个新的都城——“东都”。

    周公严格恪守文王、武王的遗训，节俭办事，不搞铺张。东都的规模很宏伟，它的内城是九里见方，外城是二十七里见方，一共花了九年多时间才建成，但是其中绝没有为追求享乐而建造的场所。周朝从此有了东西两个都城，原来的都城镐京称为宗周，表示那是周朝的根基所在；新建成的东都，定名叫成周，表示那是周朝建成以后修建的。成王依旧在镐京居住，做为控制东方的政治、军事重镇的东都由周公坐镇。从此，周朝长期稳定的局面开始形成。

    周公为了周朝的事业，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把自己的经验写成文章，还制定了许多法令，礼法是维系统治者内部等级制度的，而刑法主要是用来镇压人民和奴隶的。周朝实行了这些法令，比以前更加稳定了。

    ●周公制礼规言行

    西周初年，实际掌握周朝大权的摄政周公姬旦制定了完整的周礼系统，成为西周及东周数百年间统治人民的另一种手段。它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起着调节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周礼的思想基础和核心是天命观。天命观的本质是德。德是人的行为，“以德配天”是天人交合的方式，与殷商民族求天、祭天、问天的一元决定论有了区别。周公把周人取代殷商成为统治民族归因于德，文王“明德慎罚”，德行敦厚，勤劳谨慎，具备了“德”，才得到上天和小民的认可，被赐予王权，这不但是周人王统的理论论证，也是周公对周王朝统治构成的规定。“以德配天”肯定了人的主观努力，把它作为天和上帝对人们的作用方式，从而形成了周礼中主动的伦理学。周礼之下的统治者同人民一样不能再像殷商民族那样依靠上天、列祖列宗的恩惠和启示生活，而要主动地靠有德的生活方式来取得上天的监督和赏罚。

    由这种天、德二元基础出发，周礼形成了一系列伦理道德观念，它们成为周礼的精神和核心。在统治上，周公从“敬德”出发，阐发了“保民”和“慎罚”的主张，以之作为“德”。这一点不但是周统治的中心思想，经战国儒家张大后，也成为全部中国封建政权的根本规范。从“德”的各种涵义引申出“君子”，这个合德的人的概念，把“有孝有德”作为“君子”的规范，以君子为“四方之则”。“孝”与“德”并行，“孝”是传统宗族宗法观念的伦理化，“追孝”是周人用礼器追念、祭祀先人的活动的总称，以祖先为核心的宗族观念发展为“孝”的伦理范畴。

    ●中西交流第一人

    周成王的曾孙周穆王姓姬名满，他一生中多次同四方作战，每战必胜，武功卓著，堪称一代盛世帝王。周穆王不仅勤于政务，而且十分喜好出游。

    古人出游，马匹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帝王身份虽然尊贵，享用的不过也是马车而已。只是帝王的马匹多为良种，周穆王就有神马八匹。说起这八匹骏马，可真是周穆王的心肝宝贝。因为这八匹神骏绝非寻常良马可比，它们皆有不凡的来历。这还得从造父讲起。

    造父是周穆王主政时期最著名的养马、御马高手。他姓赢，相传是颛顼帝的后裔。造父的祖上世代以牧马、御马为生，由于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