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赏银两千两，康也获得了通过军机大臣廖寿恒代递其条陈的权力。

    这些消息对张之洞刺激很大，作为昔年的翰院名士，当朝的儒学正宗，他必须著书立说，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对变法的态度，以抵消“康学”对皇上、朝臣和士人的影响，于是，在多名幕僚的参与下，数月之间，就写完了《劝学篇》。书成之后，即由专差运往北京三百本，由张俭、张权（张之洞儿子，新任刑部主事）广为赠送、宣传。六月初一，张之洞的亲信黄绍箕在光绪帝召见时，向皇上推荐了《劝学篇》，过后，黄通过翰林院向军机处致送该书二本（副本四十）；六月初七，军机处将该书正式呈递，光绪帝当日下旨：“本日翰林院奏侍讲黄绍箕呈进张之洞《劝学篇》据呈代奏一折。原书内、外各篇，朕详加披览，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给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钦此。”（“张集”十二册，p9703）

    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参加过为写作此书召开的预备会议，他在谈到该书的写作动机时说：“外国人认为此书证明了张之洞赞成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其实大谬不然。……它是张之洞反对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也是他的‘自辩书’。该书告诫他的追随者和中国所有文人学士，要反对康有为的改良方法。”（《辜鸿铭文集》上册，海南出版社，1996，p320）。

    两年后，张之洞在写给浙江按察使世杰的信中说：“附上拙作《劝学篇》□部，此书成于戊戌之春。其时因末流波靡，邪说纷出，大有犯上作乱之忧，又以迂谬书生，食古不化，亦将有神州陆沈之?。爰酌中持平，抒其管见，冀杜横风，而弃迂说。乃未及数月而康党逆为乱阶，驯致今年，而拳匪又开巨衅，各执一偏之谬论，遂致大局之几危，不幸言中，可为浩叹。”（“致新任浙江按察使司世”，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张之洞函稿》，转引自“茅著”，p40）张之洞晚年谈到《劝学篇》时亦不讳言著书之初衷：“自乙未（作者注：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败，中日签订‘马关订约’）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编者注：小人，奸人）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有人以此书进呈，奉旨颁行天下。秋间，果有巨变。”（“抱冰堂弟子记”，“张集”第十二册，p10621）

    从《劝学篇》到“变法三折”

    其实，《劝学篇》用意如何并不重要。乙未之后，士人皆谈变法，“康学”异军突起，风靡天下，自有道理，并非一无可取；而“张学”看似中庸，实则保守，并非完全可取。康、张都有“各执一偏之谬论”，张氏“内篇”谬论最多：“教忠”开篇断言“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列举清朝十五“仁政”；“明纲”篇侈谈“三纲五常”，“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正权”篇更视“民权”之说为洪水猛兽，“民权之议”为“召乱之言”，一面痛斥“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一面大申“官权”，完全与西方立宪国兴“民权”、抑“官权”背道而驰……其他谬论不一而足。张之洞把变法视为保国（实为保清朝）、保教之举，他为变法制定了一条政治标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一切有损君权、官权、儒教的变法思想都是异端邪说，这种“体”、“用”之说，经过后人的发展，成了迂腐顽固分子维护帝制、君权与儒教，抗拒变法的利器。

    当然，处在张之洞的地位，在那样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他不得不那么写，他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扮演卫道士的角色。但他内心深处却在矛盾中挣扎，他并非不知西学与西法之益，并非不知中学与中法之弊，但囿于身份，不便言说，而违心之言，还非说不可。经过戊戌、庚子之变，他对变法有了更多的思考，他的思想也在与时俱进，他没有写一本新书去修正旧著，但把时隔三年所作“江鄂会奏变法三折”（以下简称“变法三折”）与《劝学篇》作一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变法思想演变的脉络。

    “变法三折”是由刘坤一、张之洞的幕僚在江、鄂两地拟稿，再交张统稿，最后由刘审定、上奏的，在拟稿期间，刘、张函电不断，重要问题反复磋商。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月十六日，张之洞致电刘坤一、袁世凯、盛宣怀等八人，倡议仿效英国上议院的选举制度，促进中国官僚体系的民主化，以提高行政效率。“其实变法有一紧要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中国民智未开，外国大局茫然，中国全局、本省政事亦茫然，下议院此时断不可设，若上议院，则可仿行。考宋‘磨勘转官’之法，必有荐主十人；明‘廷推’之法，则大臣皆与；似可略仿之。督、抚由司、道、府、县公举，司、道由府、县公举，府由州、县公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