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的时代；现代化社民党在执政时都进行了改革，取得了优良的成绩；自由主义化社民党在执政期间努力推行增长政策和就业政策，在维持低税率或降低税率的情况下使劳动市场获得活力，却没有削减社会福利。

    自由主义化、现代化和传统社民党应对挑战的方式显然是不同的。从政策方面的侧重点看，在政策的利弊、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权衡中，现代化社民党成功实现了稳定的国家财政，实现了通过社会福利国家的转移支付进行的再分配，而没有加入席卷全球的降税大潮。自由主义化的社民党降低税率，保持国家财政的稳定，但尽可能避免进一步的再分配。传统的社会民主党降低了税率，但未能实现财政稳定和减少失业。它们没有改革传统的社会福利国家结构，但也没有实现再分配的目标。这些政策连同它们的结果说明，社会民主党的改革政策在新条件下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各个社民党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道路，追求的政策大相径庭，取得的成就亦如此。

    然而，为什么有的社民党能成功改革，而有的却不能；或者说，为什么六个社民党的改革能力有大有小呢？作者以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建构的分析框架非常清楚地揭示了决定社民党改革能力的诸因素。社民党本身作为一个政治行动者，其组织结构、目标及行动显然是一个因素。但社民党是在全球化、欧盟、本国民族国家的行动背景交互作用而组成的框架条件下，在与其他政治行动者的互动中进行政党竞争，制定和实施改革措施的。欧盟政策的限制或机会，政党竞争的态势，国家政治结构的不同，工会和工资协商制度的差异，福利国家的不同结构和劳动市场的规制程度，政治遗产和接掌政府的时间点，这些因素组成的制度和外部环境，形成了各国社民党行动时所面对的开阔或局促的通道，限制或者扩大了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选项。显然，社民党作为执政党是受到外部因素制约的，仅拥有某些行动可能性。它能否成功地实现改革，除了自身的改革意愿，更重要的是对于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准确定位、采取合理的与其他行动者的竞争或合作的策略、充分利用好外部环境提供的可能性。事实上正如书中表明的那样，改革步伐迈出最小的两个国家法国和德国，除了外部的制约因素比较多的原因外，社民党没有充分利用好改革的有利时机也是个重要原因。

    这种分析框架正是本书的另一个价值所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时代是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社民党也随之迅速发展。传统社民党只要把握好时机，利用好制度环境提供的行动通道，就可能就成为现代化的社民党；反之，现代化的社民党也可能蜕变为传统社民党。书中根据20世纪90年代中叶到2004年的执政政策给各个社民党划定的类型，可能现在就已经未必适用了。但是，书中提出的分析框架却能继续作为我们分析社民党政策和改革的一个大有助益的工具。

    常年从事西欧社民党研究的中央编译局资深研究员殷叙彝先生在看到本书的有关信息后，即与作者联系本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问题。麦克尔教授爽快授权，由于原书篇幅极大，他专门为中国读者加工了这本简写版。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麦克尔教授和他的助手佩特林先生也给予了颇多帮助，殷叙彝研究员就很多重要术语的译法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我的同事张文成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本书责任编辑吴立平、秦琥先生斧正了译稿中的不少错误，在此一并致谢。翻译尽可能采取直译，某些难以直译之处有所变通。对于一些重要的术语和一些没有统一译法的术语，特地附上原文；原文本身就附有原文种的用语亦如此。由于时间比较仓促，翻译过程中难免有疏漏，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童建挺2008年7月17日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