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的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论战。

    我们分析的中心在于，在全球化或区域一体化市场条件下遵循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和政策偏好的经济调控是否可能。然后已经能看到的策略和政治（政治和政策）转换将得到探讨：它们是否改变着社会民主党的民主、团结和公正的社会工程；如果是，是怎样改变的。在此应研究，存在多少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国家特有模式，哪些变量能够解释民族国家政策的不同。因此，与政党差别研究相反，我们的注意力更多放在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自身之间的区别，而不是政党各家族的不同。各社会民主党政府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这些机会，我们也将同样进行经验性研究。

    分析方法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及人口变化影响着所有肩负执政责任的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

    然而如早先一些对社会民主党执政政策的比较研究所表明的那样（Merkel1993；Scharpf1987），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产生的行动压力被各民族国家的行动环境缓解，并且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中断。制度体系、政治文化、政党竞争、政党联合的压力、党内意志形成的组织、社会民主党政府必须继承的政治遗产以及种种经济变量，构成了一个行动通道（Handlungskorridor），决定了政策选项的成本和收益。它们可被理解为在政党的基本价值、目标和执政政策之间筛选权衡的两个过滤器中的第一个过滤器（Elster1979）。与此同时，作为第二个过滤器的政治策略的选择，则根据在意识形态定位（ideologischeVerortung）、政党竞争、政治文化和策略上的成本收益计算背景下自身的政策偏好进行。

    我们在研究中描述了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其各自民族国家行动背景内的调整道路。各国特殊的历史文化特点也在我们的考量范围之内。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复杂的相互依赖、动态的学习过程以及各种不同的调整道路不能被当作一种线性因果关系来模式化。在此，我们遵循一种以符合理论规范的个案分析为基础的比较方法，特别注重同等自变量（解释因子）的系统使用。

    国家选择鉴于国际性的挑战、民族国家的行动背景（制度和政策变量）及实际政策之间的相互依赖，社会民主党政策目标和手段的修正只能在个案研究中得到贴切的把握。对实际进行比较的个案的选择遵照四条标准。尽管面临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共同挑战，这些标准仍应确保必要的不同民族国家行动背景的差异。在最相似案例设计（Most-similar-case-Design）（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执政党）的框架内，各个案例被根据自变因子的最大差异选取。所运用的四条标准是：

    ――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挑战强度的足够差别；

    ――民族国家行动背景上尽可能大的差别；

    ――兼顾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不同类型；

    ――纳入近年来在纲领讨论中起特别作用的政党。

    第一项标准针对在通常被描述为共同挑战的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方面的意义的差异（Sharpf2000a：21-22）。国家大小的不同以及与此相关的国民经济开放性的不同，致使各民族国家经济在不同的范围上遭遇一体化市场。这导致了主要的政策差别（Cameron1978；Carrett1998；Hall/Soskice2001；Katzenstein1985；Rodrik1998；Scharfp/Schmidt2000a）。因此我们选择研究的国家囊括了大的和小的、或者是开放和不太开放的国民经济体；包括了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成员国和非成员国。

    其次，民族国家行动背景方面的诸多变异得到了充分重视。从国家活动比较研究的成果（M。Schmidt1997）看，随历史成长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安排、制度上“对多数统治的制约”（Colomer1996；M。Schmidt2000）、制度化否决者的权力（Tsebelis2002）、工会的作用及其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特殊关系、劳动关系的构成及法制化、政党联合格局以及政治遗产，显得尤其令人关注。

    第三条标准源自以往的政党分类，目的是适当兼顾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可能差异。90年代初，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被鉴别为四种类型：工党型、实用主义联盟型、福利国家型和地中海型。这些政党因党与工会关系的形式、左翼阵营的竞争态势、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及执政权力而相互区别（Merkel1993：65-66）。

    最后，在近年纲领讨论中起过特别作用的政党尤其应被纳入到分析中。在兼顾这些标准之时出现了对所研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政府具有代表性的六个具体个案：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荷兰工党（PvdA）、丹麦社会民主党（SD）以及瑞典社会民主党（SAP）。

    在所选择的研究样本中，英国、德国和法国三个大国经济开放程度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