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其他国家作为较小的国民经济体承受着压力，其中同样有三个国家在研究案例中得到代表。同样有半数的研究个案是（经济）货币联盟的成员国。在政治遗产方面，所囊括国家的广度从英国这样带有前保守党政府烙印的国家，直至瑞典那样在80和9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一直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家。政党联盟的格局也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在荷兰和丹麦，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资产阶级或自由主义政党联合；而在德国和法国，则与左翼政党结盟；在英国和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能够单独组成政府。此外，工会的作用、其组织程度、其集中化及与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关系也存在大的差异。样本中六个国家的社会保障结构的差异同样巨大，这样所有三种福利国家的类型（Esping-Andersen1990）都得到代表。制度方面的变量也如此。这里被研究的六个国家都分布在整个可能具有的特征的摆幅内。概括了研究自变量，或者更确切些说，也就是社会民主党在欧洲执政政策的行动通道。

    我们案例分析的研究时段横穿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和21世纪的前几年。然而它因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上台执政的时间点而有区别。1997年，或者更确切地说1998年对英国和德国来说是明显的界标；对丹麦的研究从1993年开始，对瑞典和荷兰从1994年开始；对法国的个案研究以1997年为起点。我们把前任政府的政策成就作为政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进行考察。因此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坚定的新保守主义政府（英国）与以维持现状为宗旨的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府（德国）和偏好规制的社会党政府（法国）相比是否没有留下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执政政策更为有利的政治遗产。

    2Colmer1996.

    起始年1995和1996年为有意选择，因为它们标志着我们研究时段的开始。这些数据在我们研究期间也没有大的变动。

    在本导言中我们将首先介绍社会民主党人的传统目标和工具。第二章探讨社会民主党执政政策在20世纪末面临的主要挑战。随后分析对社会民主党执政政策产生关键影响的民族国家因素：政党的结构、政党竞争、工会、政治机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政府的政治遗产。这些背景因素构成了研究这六个欧洲国家财政、就业和社会政策（第四至第九章）的理论框架。我们将在第十章从比较的角度对国别研究的结果进行总结、归类并与民族国家的活动背景联系起来。最后，我们会对社会民主党执政政策在21世纪的前景将做一个总结（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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