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是一部不断修正其道路和目标的历史。在欧洲工人运动分裂为以共产主义派别为一方，以民主社会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以社会民主党为另一方之后，延续不断的社民党的政治去激进化过程受到现代民主题中之义的“获取权力与淡化意识形态的辩证法”的推动。为了获得执政大权，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必须招徕传统工人圈外的潜在选民，接受与非社会主义政党的联合。

    20世纪末21世纪初，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执政政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再次遭到修正？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截止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Burnham1996；Merkel1996；Sassoon1996）：

    1.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的建立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这些工人政党仅仅扮演反对党的角色中。

    2.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之间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一方面以工人政党分裂为共产主义政党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另一方面以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首次参与执政为标志。

    3.自1945年起社会民主党深受东西方对抗与福利国家扩建影响的阶段。

    这一阶段又可以被分为1973年前的“社会民主党黄金年代”和其后的“没落时期”。

    社会民主党是否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的终结，或者，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等现象，是否导向了一个新定位？围绕社会民主党“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可以被视为社会民主党新一次修正的第一个标志。

    我们将在以下的章节阐释自1945年以来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基本价值、传统目标以及工具，目的是使人们能够在此基础上对“第三条道路”的组织安排作出判断，对社会民主党政策新的修正阶段作出评价。

    如凯恩斯主义的经济调控等一些通常被用来描绘社会民主党政策特征，体现的并非目的本身，而是被社会民主党用作实现某一目标（主要是充分就业与工资增长）的手段。新的或变化了的工具可能意味着新的或者变化了的目标，也可能意味着基于新框架条件的选择，以使之仍然为同一目标服务。因此人们必须把可能的纲领上的修正与社会民主党政策工具的调整区别开来（Hall1993）。彼得?霍尔的三个分析序列描述了现有工具的新调整（第一序列的变化）、使用新工具以实现原有的目标（第二序列的变化），以及改变目标，或者更确切地说改变目标序列（第三序列的变化）。我们通过以下三个步骤――首先是基本价值，其次是社会民主党的目标，最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和策略――推导出一个统一的研究顺序，而政策变化的不同层面也未被忽略。

    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价值：启蒙运动的遗产社会民主党的价值基于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词（Giddens1997；Soltelo1987）。从人类学的人人生来自由平等、具有自决能力并且在这些方面不容任意限制的基本假定出发，产生了对政治民主的要求（Berki1995：27）。民主可以被视为实现自由、平等和团结等目的的手段，也可以被看作这些基本价值的体现，从而被当作目的本身来理解。与古典自由主义相反，在社会民主党看来，只有当团结（博爱）将人们的行动联合起来时，只有当经济关系不是听任客观力量的自由活动，“而是以基本价值为尺度、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时候”（Meyer1998：20），自由、平等才成为可能。国家必须限制市场，保护人们免于遭受不和期望的市场后果，这一信念是社会民主党过去对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诠释。

    “平等”和“公正”这两个概念在《社会党国际宣言》（SozialistischeInternationale1951：197）中几乎只被与经济问题联系起来界定。就此而言，法国和美国革命的思想甚至被激进化了（Giddens1997：86）。即便以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的要求越来越退居幕后，为了能实现“平等”和“公正”的价值，对经济体系的大力纠正和规制还是被人们视为迫切必需的。

    传统目标1945年后，为了从此只在议会体制的逻辑内活动，新社会民主党放弃了早先以革命改造社会的要求，最终承认议会民主。由此就产生了这样的必要性，即为能实现改变而在选举中赢得足够多的民众。在卡斯特勒斯（Castles1992）看来，两个门槛对于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努力追求的成功和参与执政时的影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个政党获得约25%以上的议会席位，就能在联合政府中发挥决定性的影响；获得40%以上的议席，就常常能作为最强大的政党左右联合政府的执政政策，甚或单独执政。然而从其纲领的特性方面看，追求尽可能高份额的选票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却是成问题的：

    “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的领袖们必须在两者间抉择，要么成为一个阶级诉求同质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