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受无休无止的选举败局的政党，要么成为一个以淡化其阶级定位为代价来争取选举胜利的政党。这是在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结构和政治机构的特有结合给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工党、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们提出的两难选择。”（Przeworski1985：102）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这种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可逆转的选举失败的宿命论的决定主义预言，都被认为是站不住脚的（Merkel1992；1993：47-49）。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大多都成功地守住了它们来自工人阶级的传统选民，同时又为自己赢得了新的阶层。即便传统“阶级选举”的范畴失去了解释力，这种选举策略的劈叉造成的对纲领的持续挑战还继续存在。

    通过对基本价值的物质主义的诠释，经济目标始终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纲领中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1945年以前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执政时期的经验表明，缺乏令人信服的经济政策纲领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使自己名誉扫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应该怎样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内执政？“凯恩斯主义革命”首次能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Burnham1996）。

    与经济目标的支配地位相伴的是社会民主党与就业的矛盾关系：一方面，劳动被视为是有意义的，因此充分就业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重大目标；另一方面，劳动者受剥削的危险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内在趋势。社会民主党作为“劳动者的维护人”的角色、作为这个最强烈地遭受失去工作岗位威胁的人群的维护人的角色，更是加剧了这种矛盾情形。出于就业对于社会民主党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产生了国家对于每一个不（再）能工作或者找不到工作的人的特别义务。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起到了直接救济的作用。社会民主党保护个人免于不受限制的市场客观力量危害的观念显然超出了失业、医疗和养老最低保障的限度。建立一个应该全面地为不断提升的生活标准和非商品化（Dekommodifizierung）负起责任的福利国家，成为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出发点。国家通过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也就是通过市场与其机制的部分分离，一切个体个性发展的平等权利应能不受收入和地位的影响而得到保证（Esping-Andersen1990：46）。通过物质生活标准的极大接近来实现平等观念，是所有社会民主党深为关切的一个中心问题。法律面前的平等或者局限于机会平等的自由主义解释不能满足传统社会民主党的要求。即使在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社会性的）淘汰选择也是不可接受的（Crosland1980：150-152）。再分配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且也日益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中心目标。平均主义――正好同样被理解为物质上的平等――是社会民主党政策一个无可争议的参照点（Berki1975：25；Bobbio1994：82-83）。一项总揽性的再分配政策――或者更确切地说，对尽可能的平等的追求――是否可能与社会民主党其他目标（例如促进经济增长等）进行竞争？这一问题在传统社会民主党中无足轻重。

    在社会民主党另一个目标之中，团结与互助的基本价值融汇在一起。工作岗位上的权力关系应当朝有利于工人的方向进行再分配，共决应受到推动，“工作岗位上的民主”应得以实现。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优先选项对于所有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是根本性的。此外，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还追求过其他一些目标，然而这些目标还不适合被当作描绘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专有特征的标准。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巩固的国家财政居于其列。只有当这些目标相互阻挠甚或相互排斥，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能确定目标间的冲突时，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保守党、自由党或者中央党的区别才会变得清晰。社会民主党的优先选择是：冲突时再分配优先。只要对经济增长可能的消极影响和再分配的代价对于选民的大多数来说还没有变得过大，也就是说还未危及下一次大选的胜利时，它就是优先的。保守主义政党追求相反的优先级：只有在预计与增长无目标冲突之时，才进行再分配（Boix1998）。

    从1945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些目标只发生了微不足道的变化。然而，一些新的目标已经出现。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把生态、社会解放以及后物质主义的主题融合入目标清单之中（Kitschelt1994）。

    策略和手段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基本价值和目标由于其高度抽象还相对容易进行概括。在策略、工具和政策（policies）方面，同样的概括就变得十分困难。由于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执政的背景在很多方面不同，所以策略和工具比起基本价值和目标更具有异质性。各自的政党制度、政党竞争、与工会的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及国民经济的开放程度和竞争能力，仅仅是其中的一些可能导向不同“道路”的变量（Clift2004）。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的一些主要的政策工具还是能被分辨出来。

    社会民主党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