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政策到“黄金年代”结束之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一直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一个重要工具。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只有当造成大众失业和社会不稳定的经济危机得以避免的时候，资本主义才能被接受。因此，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的卓有成效的调控在社会民主党看来是绝对必要的（Scharpf1987：45）。在社会民主党出于效率原因接受市场之后，正是凯恩斯主义使民主与资本主义和解了。这种对工薪阶层有利的分配性调控政策和景气政策的定位在一种基础坚固的经济理论中找到了它的对应物。工人和下等阶层的特殊利益在凯恩斯主义里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Przeworski1985：207）。取代“看不见的手”的“国家之臂”被认为有能力使国民经济摆脱就业不足。在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帮助下，总体经济需求会增加，而生产能力和就业水平会相应提高。这样一种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的工具是扩张或限制性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工资政策以及货币的升值和贬值。这些工具并不是在所有国家中都同样得到一致的采用。相反在各个采用这些政策工具的国家中，资产阶级政党也长期把凯恩斯主义当作其经济政策的决策基础。

    凯恩斯主义向国家及非国家的活动者和机构提出了相对苛刻的条件。首先应被提到的是工资政策，它同时影响到需求的多少和生产成本的高低。但它只是在特殊的条件下听任政府政策的干预。在一些国家中成为社会民主党工具的大型公共部门以及集中的、高度组织性的工会大大降低了协调的难度。相反，当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和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加大调控的难度时，财政、货币政策的可塑性就受到限制（Scharf1987）。

    1973年经济危机（“滞胀”）不同寻常的特征提出了一个传统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控制理论不能解答的难题。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面临遏制通货膨胀与实现充分就业之间的目标冲突。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凯恩斯主义的调控工具对于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越来越成问题（Kesselmann1996；Merkel1993：21-23.；Scharpf1987：294-296）。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不断增强的一体化，它使“一国内的凯恩斯主义”不再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与高经济增长率相伴的恢复和建设阶段的结束，以及20世纪80年代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向货币主义和财政保守主义范式的转移，将凯恩斯主义的各种变体从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政策中排挤出去（Merkel1993；Przeworski1985；Scharpf1987）。

    瑞典在经济政策方面是一个特例。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全套工具已被证明不适合国情，从50年代开始雷恩―迈德纳模式（Rehn-Meidner-Modell）就在那儿得到发展。这个由工会经济学家雷恩和迈德纳制定的模式与其他大部分国家中在凯恩斯主义激励下的政策措施鲜有共同之处。相反，它把限制性的财政政策与以集中化而有节制的工资政策为辅助的积极的供给政策结合起来。这种“团结互助的工资政策”不以企业的收益率为取向，起到了“生产率之鞭”（Produktivit？tspeitsche）的作用，因为它把不赢利的企业赶出市场，使赢利企业能够获得更高利润。这些利润的再投资通过相应政策得到鼓励。为了缓解这一过程的社会后果，国家制定了一种扩大了的、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它主要体现在对求职、迁居、职业教育和转岗培训的支持。无论在投资条件还是劳动力供应上，这种政策都首先仰赖于供给方。工资谈判的集中化和受到扩建了的福利国家奖励的工会的克制态度是这一模式的条件。由于瑞典的经济状况，供给政策工具在那里比在其他欧洲国家更早、更集中地得到采用。

    供给方面的工具在20世纪80年代主导了经济政策。人们同样试图鉴别新经济政策范式中的政党政治的政策模式。查尔斯?鲍埃克斯（CarlesBoix1998）区别了保守党和社会民主党政府的供给政策。社会民主党政府的供给政策在于提高人力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支出。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利润率应通过这种方法而得到提高。通过提高低技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特别扶持经济结构薄弱地区不仅应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及其竞争能力，更高的工资和更均等的收入分配也同样为社民党政府期待（CarlesBoix1998：11）。这种国家投资带来了两个难题：如果对于投资的必要税收太高，就会丧失对于选举获胜具有重要意义的中间阶层的支持，而且私人投资意向将受到削弱。反过来，太低的税收与左翼选民阶层的再分配期望相悖，并危及投资策略的实现。第二个难题涉及国家投资的数量：它必须在社会投资和社会转移之间做出权衡。如果投资以降低转移为代价，部分核心选民（Stammw？hlerschaft）（尤其是低技能工人）对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又受到威胁。保持社会转移并同时增加社会投资则要求更高的税收，但这又缺乏中间阶层的支持（Boix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