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44-46）。税收政策显然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具。

    社会民主党的税收政策由于国家在实现再分配和非商品化等目标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税收成为达到这些目标的关键手段（参看Wagschal2003：260）。社会民主党发放更多的国家救济要求更高的国家收入。社会民主党政府与更高的国家收入之间的关系在不少研究中已经被证实（Castles1999；Huber/Ragin/Stephens1993）。政党政策的影响同样可在税收制度的累进性和最高税率的高低上得到证实（Garrett1998：89-91）。相反，20世纪80年代欧洲各国深受较低的最高税率和欧洲税制的累进性不断下降的明显趋势的影响。只不过左翼政府在遵从这种趋势上更加由于不决而已。

    在企业征税方面出现了一幅不一致的图景。即使在很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企业税税率从1980年起就已经被降低，而税收收入却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稳定（Wagschal2003：278）。这主要与同大多数改革相伴而来的税基的扩大有关。人们从中同样能发现以较弱的形式出现的政党政策的偏向，它与人们的预期相反：加勒特的左翼力量指数（leftpowerindex）与企业征税的数额成负相关，即使这种负相关在80年代已经变弱（Garrett1998：87）。消费税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下降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稳定状态。它与左翼政府成正相关。鉴于消费税的抑制作用，这令人骤然吃惊。

    社会民主党的整套税收政策工具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是以总体较高的支出率以及税制的较大累进性为标志的。然而这种政党政策的影响在80年代却消退了。

    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政策上述工具应该主要起到促进增长、充分就业及再分配的作用，而社会福利国家则首先起到缓解个人生活危机的作用。但社会福利国家从来不是一种单单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推动的方案。福利国家制度中决没有必然存在一种平均主义趋势。历史上的“基本形式”（Grundformen）表明了特定的分层模型：在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中，救济被紧密地与经济情况审查（Bedürftigkeitsprüfung）捆绑起来；俾斯麦式的社会保障国家维持既有的地位差别。而且，这种“保守主义的”社会福利国家类型通过众多职业等级的专门保险妨碍了一个同质的工薪群体的产生（Garrett1998：24）。具有鲜明的社会民主主义特征的福利国家定位于个人（与保守主义政党偏爱的补助性定位相反），救济具有普遍性（与阶级和职业等级的专门方案不同），社会权利被扩大到超出最低保障的范围，并在制度上得到保证。这种结合构成了社会民主党非商品化的核心（Esping-Andersen1999：78-80）。此外，人们也可能提起社会民主党对扩大公共服务部门的偏好。这种与就业政策目标和促进男女平等权利一致的福利国家的扩建方式，也能从社会民主党内阁席位比例与公共部门就业者比例的正相关关系等方面看出（Siegel2002：60-61）。

    无论被归入哪一种福利国家类型，它的壮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看起来都势不可挡。“社会福利国家的妥协”渐渐得以达成，这种妥协构成了一个基础，“在我们国家中每一政策都必须从此出发”（Habermas1990：197）。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社会福利国家的进一步扩建由于财政和经济限制而难以为继。政府干预日益从社会福利国家政策的传统手段中消失（Scharpf2000b）。尽管如此，正如国家支出与左翼政府之间直到1990年之前的正相关关系所表明的那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还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试图抗拒这些制约因素。即使其他一些研究表明，政党对于社会支出高低的影响已经减弱（Siegel2002），人们依然能清楚地在特别紧密地融入世界市场的国民经济中看到这种倾向（Garrett1998：76-78.）。

    作为社会民主党工具的法团主义（Korporatismus）法团主义结构应该有助于为工人阶级创造一个更有利的权力地位。法团主义甚至被称为“社会民主的最高阶段”（Jessop1979：207）。然而，它有时也被批评为对工人运动的背叛，并被描绘为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对工人阶级的“驯化”（Panitch1981）。不管规范性的评价如何，人们能够确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工会运动利益的一些重合之处。一方面，当有组织的利益被直接纳入决策过程时，谈判解决方案和妥协更容易得以达成；另一方面，工人远动进入政策制定和执行之中可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领域的扩大（Hicks1999：150）。此外，政府对选民的合法性责任也得以减轻，因为工会在法团主义结构中必须分担起这些责任。最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可以使政治和经济资源的转移与自我组织的再生产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