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thstein1987：307）：工会提供选票和财政支持。而且从社会民主党的角度看，工会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使法团主义体制变得值得追求。新法团主义曾一度被解读为成功的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的功能性条件（Scharpf1987：221）。经验研究也证实了社会民主党政府与法团主义的这种联系（Garret1998；Hicks1999；We？els1999）。

    然而，20世纪80年代经济政策向供给学派的根本转变看来腐蚀了这种联系。根据有名的研究成果，无论社会民主党还是保守党的供给政策都没有依靠协作机制（koordinierendeMechanismen）（Scharpf1987；Boix1998：38）。以下两种观点受到反驳：法团主义只不过出现了其他更复杂的形式（Hassel1998，2003；Regini2000），社会民主主义―法团主义体制同样能应对21世纪的挑战（Garrett1998）；或者说，全球化造成了一种新的困难局面，（新）法团主义结构特别适合作为它的解决方案（We？els1999）。

    小结如果说，替“黄金年代的社会民主党”描摹一幅连贯的目标和工具的画像还相对容易的话，那么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不能独善其身的转变过程。这些转变导致了政策方向的明显转换。然而当人们把某一政党家族纳入视线，这些变化既不是那么明显，也不那么扣人心弦。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首先能观察到社会民主党工具的一种变化。景气政策的局限已经显而易见，社会民主主义政府与资产阶级政府之间在税收政策方面的差别也变得更小。工具的变化（第二序列的变化）是目标可能的变化（第三序列的变化）的一种暗示。即使人们不提再分配目标的任务，财政巩固的竞争目标已经出现。这种非必需的、但在现实中却常常被人们察觉到的巩固与再分配之间的目标冲突，削弱了再分配目标过去的支配性地位。人们也能清楚地在就业政策上看到工具的一种变化。社会民主党一种以需求为导向的政策到供给政策工具的重新定位在此已经开始。只是人们没有在这一政策领域中发现目标序列的任何变化罢了。相反，在社会政策方面呈现出来这样的情况，即非商品化的优先性被条件性原则（Konditionalit？t）削弱了。

    当人们总结三个政策领域中的这些发展时，有两个方面是清楚的：一方面，传统工具正在被新工具排挤；另一方面，这一过程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都在目标层面上得到反映。更确切地说人们能断定一种尚未导致各政策领域内或者各个政策领域之间目标冲突的异质化（Heterogenisierung）。这种异质化在提前退休政策上显而易见，它出于就业政策的原因而被实行，然而对社会政策提出了巨大挑战，并最终与预算政策中的巩固目标冲突。令人信服的政策纲领和竞争性的范式的缺失使目标冲突无法在这个或另一个方向上得到解决。“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作为对这种状况的解决方案而被提出。在研究这一范式的内容、影响以及它的作用范围之前，人们应更准确地看清它的周围环境。因为，被霍尔（Hall1993：285）当作“库恩式反常”所描绘的现象，其先兆已经在90年代日益清楚地显示出来。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和人口变化的挑战在90年代已经加剧，使社会民主党承受了巨大的改革压力。

    §§第二章社会民主党面临的挑战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