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间，各工业社会的内部和外部世界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全球化、行进中的欧洲一体化以及工业国家的社会变迁改变了政府的行动背景。这对于一切执政党都如此，不论它们可能被划入哪一政治阵营。但上述变化尤其向左翼政党提出了挑战，因为它们比资产阶级政党更强烈地把市场调控和社会公正列为它们的优先目标。

    跨越国界的商品、服务和资本潮流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财政、社会和就业政策方面的策略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变化（Bernauer2000：28；Beck1997；H？ffe1999：13-36；Menzel1998）。以下三个方面与民族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息息相关：第一，国际商品贸易的增长；第二，生产区位与直接投资的交织（Rodrik2000）；第三，国际金融市场的出现（Held1999：220-222；Hirst/Thompson1996；Simmons1999）。市场的国际化极大地限制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可供选择的实现其目标的方案，但这种限制的范围尚无定论。按照一种最早的观点，行进中的市场全球化意味着对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自主权的一种决定性的制约，它要求在福利国家领域的重大改变。国家失去了用来推行与市场力量相对抗的政策的工具（Strange1995）。这种看法中的乐观主义态度认为，全球化使市场力量在国民经济方面的积极影响更完全地发挥出来，因为它像生产率之鞭一样起作用（Rodemer/Dicke2000），并且因此产生福利收益（Helleiner1994）。这些立场与如下预期有共同之处，即民族国家国民经济体和社会制度由于全球化的限制，从中期看必然向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模式靠近（Cerny1997；Strange1997）。行为乐观主义态度（例如Scharpf1997，1999）拒绝承认这样一种对一切政策领域的决定主义式的、普遍适用的影响。由于不同的行动背景，挑战并不相同，并给行动者留下多个选项（Garrett1998；Boix1998）。在单独的政策领域中，人们可以根据相应的优先级选择不同的措施和策略。人们也能预计在将来会出现不同的民族国家道路和政治经济体制的趋异。

    按照第二组论点，全球化的规模或它们对民族国家政策的影响被过高估计了，国家的行动能力实际上没有受到削弱（Krugman1999）。当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主要在于系统内部（Iversen/Cusack2000）。全球化顶多加剧了这些问题。这种观点认为，目前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归根到底不过是恢复了被两次世界大战中断的状况而已（Bairoch1996；Helleiner1994；Plümper1999）。

    无论全球化对关键性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领域施加的实际压力如何，社会上的全球化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内的政策。如果说，全球化对开放市场和与市场一致的政策有利，那么，执政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策选项因此会受到它的影响。全球化的经济强制力特别影响到对策略和工具的选择。即使充分就业和再分配的传统目标保持不变，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现在也需要其他工具和政策。如果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重视经济一体化的规则，就既不能实现它们特有的社会目标，也不能解决经济难题。悲观主义的论点认为，市场之内的政治（politicswithinmarkets）和反市场的政治（politicsagainstmarkets）在变化了的条件下都是不可行的。

    在这六个被研究的国家中预计出现的政策变化可以先定地按照政策领域作如下分类：

    ――税收政策领域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其强度随税基的灵活性不同而不同。税源特别容易流失的企业的赢利税和财政公产（Finanzverm？gen），将趋于下降。国家可能的财政收入的减少可通过将纳税负担转移到不动资产、工作收入和消费来弥补。社会民主党政府已经受到放弃对所有收入种类同等课税的压力（Ganghof2006）。

    ――在社会政策领域中改革的压力因福利国家筹资方式的不同而不同（Swank2002）。在保费筹资的福利国家中，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面临通过改革使其政策适应全球化规则（以及人口变动）的更大压力。它们因此可能陷入促进就业和维持大方的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目标冲突。然而，这样的体制主要由于其制度的惯性力量和（法律确定的）的保费补偿（Beitrag？quivalenz）表现出对改革的最大抗拒。

    ――在就业政策领域中改革的压力因弹性化的规则而局限于劳动市场规制领域。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来说，这蕴含着促进就业（产内人和产外人）与保障个体（产内人）免于（劳动）市场风险之间的一种目标冲突。工会是不是这样一种改变的制约因素尚待证明。动员能力强大但没有全面组织起来的工会（例如在德国和法国）将激烈反对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