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伊始，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上台揭开了保守党，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政党一连串选举胜利的序幕。与此相联系的是经济理论范式向供给经济学的转移。知名社会科学家们把这种发展解读为社会民主党政策的一种必然失败。达伦多夫（Dahrendorf）在1983年以其“社会民主党时代的终结”的论点首开先河。其他众多的文章同样指出，社会民主党家族的目标、策略及政策工具已不再适应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现实（概况参阅Lemke/Marks1992；Merkel1993：21-57；Piven1991）。对社会民主党政策选项的强烈的限制效应主要归因于新自由主义所昭示并已向前推动的全球化和欧洲统一市场（Huber/Stephens1998；Moses1994，1995）。人们在人口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工业结构的变化以及价值变迁中看到了其他挑战（Beck1994；Inglehart1990，1997；Pontusson1995）。选举的两难困境最后也在这些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受到讨论，因此，社会民主党在选票箱旁和政党竞争中的前景将会系统性地恶化（Przeworski1985；批评：Kitschelt1994，1999；Merkel1993）。

    20年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成就乍看起来却完全不同。由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一连串引人注目的选举胜利及20世纪90年代末在欧盟成员国政府中一度的支配地位，有人甚至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神奇回归”（Cuperus/Kandel1998）的说法。失败论调看来已经被驳倒。然而，社会民主党执政政策的选项会不会因选举胜利而不受限制，并因此从中期看不会导致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失败？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成就和20世纪末他们在欧洲政府的政党政治中的支配地位并不能回答这一问题。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能否在全球化和个人主义化的时代被成功推行，单是社会民主党人的选举胜利说明不了什么。

    在最近20年，“新自由主义工程”（neoliberalesProjekt）（Hooghe/Marks1999）事实上导致了意识形态、经济及政治上的变化。这些变化也改变了社会民主党的执政行为。市场一体化，主要是世界范围的金融市场一体化以及商品和服务市场的一体化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后果，尤其如此。此外，市场自由主义的欧洲竞争法紧缩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活动余地。从前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看来过时了。坚持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成功模式面临劳动市场难题、扩大的社会和国家财政赤字、避税及投资转移的惩罚（Dehejia/Genschel1999）。

    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变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深受混合经济、凯恩斯主义和扩建的福利国家的影响。高度的社会保障、平衡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性波动及防止较大程度的不公平被视为社会民主党政策不可放弃的目标。然而，全球化和市场驱动的、“负面的”欧洲一体化从根本上使这三个社会民主主义经济秩序的目标成为问题。民族国家几乎无法再采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控制或者宏观经济协调的策略，再分配的税收政策和工资政策的可能性受到限制，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和调节的理性被认为危害了经济生产能力。

    社会民主党的答案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变化了的行动条件产生了使他们的政策（和纲领）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情况的紧迫必要。这种适应可以是选择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新策略和新工具，也可以是修正基本价值、目标或者是改变目标序列。就实现原来的基本目标而言，前者是一种明智的政治行为。而后者则会改变甚或使社会民主党的“公正社会”的工程停止。社会民主党用哪些适应性策略来应对变化了的框架条件，是下文分析的一个主要问题。

    修正政策策略、工具，间或甚至修正目标对于社会民主党人司空见惯。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可以被解释为一个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条件的过程（参阅：Merkel1996；Sassoon1996）。这些针对20世纪初挑战的修正的范围有多大？传统目标在多大程度上能通过改变了的工具得以实现？什么是新的策略和工具？社民党把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评价为何种程度的制约或资源？这一切最后对社民党的竞选机会和“公平社会”工程大体会带来哪些后果？

    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共同涉及到欧盟成员国的所有社会民主党。然而各国社民党的行动条件却有显著区别。民族国家机构的现状、政治文化、政党联盟的格局、党内意志形成（Willensbildung）、政党竞争或经济框架条件因国家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并因此给各个社会民主党政府创造了不同的机会结构。这些差别是否带来不同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转而导致不同的“社会民主主义成就”？在这方面，围绕“第三条道路”（Giddens1998）的新“修正主义争论”也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会民主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