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面提到的行进中的市场一体化进程之外，社会的结构变化也对社会民主党提出挑战。在这里有两个问题特别令人感兴趣：

    ――社会变迁如何影响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成果和纲领特征？

    ――社会变迁对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行动是一种资源，还是一种限制？

    这些问题与80年代进行的有关社会民主党“黄金年代”的终结及臆想的社会民主党的衰败的讨论相联系（Merkel1993：21-35）。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不仅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失灵和变化了的经济时代精神，而且因为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变迁，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成功条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恶化了（Borchert1996；Dahrendorf1983；L？sche2003；Pontusson1995；Przeworski1985；Przeworski/Sprague1986，等等；对此的批评参见：Merkel1993；Kitschelt1993）。首先，作为社会民主党的核心阶级核的产业工人阶级的萎缩，构成了社会民主党的一大难题。而在向后物质主义价值的价值嬗变过程中，超越社会民主党传统政策公式“经济增长+再分配”的新主题被引入政治舞台，这被视为对社会民主党政策选举成功的一种制约。

    下列欧洲社会的发展是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党执政政策的一种特殊挑战：社会老龄化、工人阶级在人数上的进一步萎缩以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个人主义化。

    ――早期的选举社会学（更确切地说，哥伦比亚学派）确信，社会结构变量决定政治信念和价值（Lazarsfeld/Berelson/Gaudet1948：27）。然而研究表明（Merkeletal。2006：37-39），这种联系虽然完全存在，但不能被理解为决定主义式的。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一般更不倾向于选举社会民主党，尽管合乎情理的思考很容易推导出这一结论，但它是站不住脚的（Merkeletal。2006：73-75）。相反，老年人越来越多地投票给社民党。人口中工人比例的减少主要改变了社会民主党选民的特征，但并没有注定社会民主党不可逆转的衰败：工人选民的减少很大程度上被职员选民的增加弥补了。价值观的嬗变可能从不同的方向影响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选举和选民，因为物质主义者和后物质主义者投票给社会民主党比例并没有过高或过低。他们的选择因政党体制中是否存在一个左翼的竞争政党而不同。社会民主党选民当然更为后物质主义。民众价值结构的普遍发展也在社会民主党的选民中得到反映。个人主义化的过程最终使选民不再情愿总是投票给同一政党。今天，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可能很快失去选民，但也可能很容易地重新赢回选民。这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对社会结构的选举依赖比臆测的小得多（也见：Merkel1992；Kitschelt1993）。因此，社会变迁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选民的意义不在于通过大幅的选票流失或者增加使自己引人注目，而在于这些变迁同样也体现在社会民主党选民的年龄、就业和价值结构的变化之中。从纲领上和政策上针对所描述的社会变迁进行的调整，是“代表”社会民主党选民中的这种社会变迁的前提条件。

    ――在纲领上对社会变迁做出反应，社会民主党这样做当然是正确的。在一个变化着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墨守陈规从中长期来看事实上会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导向不可抗拒的衰败。就业结构的变化以及个人主义化和价值观的嬗变，都迫使社会民主党进一步削弱“阶级政治”。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划为工人政党的理由越来越不充足。目前社会民主党的选举两难困境已不在于，必须在工人和职员的经济利益之间进行调解；它更多的在于，不再在价值观问题上对可能更物质主义一些的社会民主党传统当事人提出过高要求，同时，还必须赢得后物质主义取向的选民。由于人口老龄化，公正地改造社会福利国家这一“新社会问题”比起后物质主义化的问题具有更大的意义。退休和保健政策将在近期更加成为政党竞争的中心议题。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首先在“国家救济”和“个人负责”的紧张关系中寻找新的解决方案。特别是欧洲大陆俾斯麦式的社会福利国家在21世纪初已经不再能应对人口、就业政策和文化的挑战。在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的规制下改造社会福利国家的能力，将决定性地左右社会民主党的进一步发展。

    ――社会变迁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既是机会，也是风险。但下列发展在趋势上构成了对社会民主党政策的限制：为了限制工资成本的提高、保障就业和在集体救济和个人自我负责之间建立一种社会公正的平衡，社会老龄化将尤其迫使欧陆社会福利国家进行不受民众欢迎的养老和医疗保健政策改革。就业结构和价值嬗变所造成的的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开放和对“新政策”主题的接受可能导致那些尽管已经萎缩但迄今还忠心耿耿的工人这一传统选民流失殆尽。

    §§第三章行动者与制度 。V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