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全球化不同，欧洲聪明不仅限制了民族国家的自主权，而且通过有约束力的司法限制了它们的国家主权。也许意义最为深远的、正式的经济方面的限制是对市场自由和欧洲竞争法优先地位的半立宪化，这极其有效地促进了消极的市场一体化。

    欧洲联盟正式的经济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限制禁止某些政策――这些禁令通过欧洲法院（EuGH）的司法权和欧盟委员会的“条约守护者”角色而得到巩固。成员国在某些领域，已经完全放弃了其规制的职能，这在12个成员国共同货币政策领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对社会民主党政策选项的制约程度因政策领域的不同而有极大的差别。在间接课税方面，国家税收收入只是在边际上受到侵蚀；尽管税制趋于更低的累进性，再分配政策的可能性也只是被限制，而不是被终结了。

    工作收入课税的可能性也没有受到市场自由的严重限制――尽管税制趋于更低的累进性。企业赢利和个人资产所得课税在欧洲联盟遭受巨大的降税压力，这向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核心提出了挑战。国家支出项目的财政基础面临流失，给资产收入而不给工作收入减轻负担与传统社会民主党的分配目标背道而驰。由于其再分配效应以及在这方面具有的一些合理性，放弃工资收入和资产收入同等对待的综合性所得税而转向二元所得税被称为“引人注目的对传统的打破”（Genschel2000：285）。

    同时，由于达成一致所要求的极其巨大的前提条件，解决这些难题的共同的欧洲方案暂时看来没有太大希望。这是因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其他认为国际税收体制在税收竞争中具有积极性质的政党不同，特别遭受了缺乏国际性的合作之痛（Busemeyer/Kellermann/Petring/Stuchlik2006）。

    在社会政策领域中，成员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受《欧洲联盟现行法》（AcquisderEurop？ischenUnion）的影响不大。欧盟现行规章在那些保护性条款非常薄弱的国家甚至成了推进社会民主党政策的有限资源。即使诸如正在开始的统一市场内的去疆界化（Entterritorialisierung）和竞争法愈来愈强的追溯效力等等，也仅仅体现了社会政策活动框架条件的些微变化而已。由商品和生产市场的一体化带来的自主权丧失却是显而易见的（Scharpf2002）。

    劳动市场规制的情况同样如此。市场一体化在这一领域也造成相当的限制。货币政策的限制使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就业政策方面失去了一个传统的政策工具，预算政策的自由度由于资本市场的一体化而被缩小；对于大多数货币联盟成员国来说则更因《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指标而被迫压缩了预算政策的自由发挥空间。其他与公共部门相配套的就业政策方面的策略因竞争法已经变得困难。

    如果没有对市场自由和竞争法的立宪，经济方面的限制也许会更不突出。即使在市场一体化呈现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愿承担的严重的、出人意料的后果的情况下，“倒退”也将不再可能。通过欧洲范围进一步的一体化而赢回失去了的活动余地（Kvist2002），这一选项将在很多情况下触动成员国的不同利益、各政策领域特有的专门规律以及要求极高的决策规则（Ferrera2003；Busemeyer/Kellermann/Petring/Stuchlik2006）。比起欧盟东扩将加剧上述许多限制来说，意义更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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