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并不是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一个一般性分类，而是要指明政党结构对政府行为的可能影响，所以在此我们只考察一些甄选出来的不同分类模式的标准。就总体趋势来看，按照基希海默尔（Kirchheimer1966）的说法是趋向“兼容型政党”（Catch-all-Partei），按照帕尼比昂科（Panebianco1988）的说法是趋向“职业化的选民政党”（professionalisierteW？hlerpartei），而按照卡茨和梅尔（Katz/Mair1995）的说法则是趋向“卡特尔型政党”（Kartellpartei）。虽然人们由此假定了一种趋同的发展，然而在我们所研究国家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之间仍然存在差别。

    法国社会党、荷兰工党和英国工党在党员占选民总数的比例上显著低于其他社民党。瑞典社会民主党则仍一直呈现出比平均水平高的党员基础，虽然它也未能避免党员人数下降的趋势。党员人数的多寡主要通过与内部的决策过程和资金来源结合起来而发挥重要作用。英国新工党在经过长期的内部争论后，于20世纪90年代初改变了内部决策规则，而有利于政党领袖。荷兰工党相似，但程度稍轻一些。相反，德国社民党党内的意志形成过程受到政党的联邦制结构划分的有力支配。在法国社会党中，这种效应可能是由作为政党结构坚固的组成部分并决定性地左右意志形成的意识形态派别造成的。在英国，新工党的结构性变化与纲领上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过程在党魁尼尔?金诺克（NeilKinnock）的领导下于1987年开始，并由其后任约翰?史密斯（JohnSmith）继续推动。史密斯去世后，托尼?布莱尔于1994年成为党主席，他加速了工党的现代化进程。结果传统的左派政党基层和工会的影响受到显著削弱，政党领袖和议会工党党团（ParliamentaryLabourParty）构成权力中心，控制了纲领的革新。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人们同样能在荷兰工党中看到一种去激进化的过程（Deradikalisierung）。然而，如同新工党那样的全面的纲领革新并未出现。党内改革后，从1989年起参与执政妨碍了纲领讨论的完成，1977年的《基本纲领》一直到2002年“紫色联盟”结束时也没有没被改变。德国社民党于在野期间从纲领上看其经济和社会政策立场上也没有任何发展。瑞典社民党的特征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变化或调整过程。20世纪后半期，瑞典社民党的纲领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以致于人们无从谈起意识形态新定位的某一特定时间点。丹麦社民党于1992年完成纲领革新。法国社会党是个例外，它在执政开始以前已经历了一次左派共和主义的革新。

    可以想见，纲领未曾革新的政党和分裂的政党（德国社民党、荷兰工党、法国社会党）在执政期间特别容易发生党内冲突。而且，当工会成为党内的权力因子时，比如像德国社民党那样，纲领和政策转向的可能性就更为渺茫。像新工党、丹麦社民党或瑞典社民党那样完成纲领革新并强有力地组织起来的政党，则给政府为有待进行的改革提供了一个相对广阔的行动空间。由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工会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曼瑟尔?奥尔森（MancurOlson1965）的“泛利性组织”（encompassingorganizations）的标准，它们在党内甚至也可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一种资源。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