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的政党政治环境以及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与其他政党的互动与联合，对研究社会民主党执政政策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党在选票追求和政策追求的紧张关系之间摇摆不定（Müller/St？m1999；Wolinetz2002）。全国政党竞争的结构和竞争态势在何种程度上限制或者扩大了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选项，就在同样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民主党的行动空间。为了能对国家政党体制进行比较，借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执政开始时的分裂（Laakso/Taagepera1979）及第一与第二大党之间的不对称值（S1：S2）等数值指数是比较适宜的。有效政党的数目表明了议会政党政治的分裂程度。如果同时引入不对称值，人们就能判断社会民主党是否作为大党占支配地位，或者是否与其他政党保持一种均衡的关系。

    新工党在两党制的逻辑下在议会一级活动，并且受惠于多数选举制，在议会拥有相对于第二大党的显著优势。德国和法国的政党体制更偏向于中间，而斯堪的那维亚两国的高不对称值加上高度的分裂化，体现出社会民主党的明显优势。荷兰工党在1994年得票仅略高于第二大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DA）。此外，其议会的分裂程度在六个被研究国家中是最高的。

    政党的左右划分以及社会民主党执政开始时在这种划分中占据的位置，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实现目标的能力具有尤其深远的意义。在左翼谱系上存在的竞争对手越多，就越使得社会民主党不得不担心在这一阵营中对社会政策的哄抬，而这可能损害与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能力。但左翼竞争性政党也可能是社会民主党的权利资源，因为即使出现社会民主党选票大量向左翼政党转移的情况，后者通常没有其他联合伙伴可供选择，这使得它与自由主义中间政党区别开来。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阵营中较多的政党数目是表明社会民主党在这里也可能赢得单个伙伴的一个指数。当右翼政党谱系极其分裂时，人们可以认为，在这个政党家族内部达成有关政府组成的共识可能更不现实，因此社会民主党可能更容易在那里获得支持。

    在这一方面，人们很难对绿党作出评价。与左翼社会主义政党相反，这些政党并非一定能被划归“左翼”。绿党根据它在政党竞争中的定位，也可能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伙伴发挥作用，因此不能被估计为社会民主党的独有资源。虽然在社会、政治、文化等问题上，瑞典和德国的绿党可被明确地划入左翼阵营，在经济问题方面却不能（瑞典），或者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归入左翼阵营（德国）。但在法国，绿党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明确地把自己归入左翼阵营。

    一种对社会民主党策略选项的评估模式在此基础上得以开发出来（Kitschelt2001）。它从理论上阐明了四种互相区别的、为社会民主党政策提供不同资源的联合选项：

    如果一个独一无二的市场自由主义政党在选举竞技场上与一个独一无二的左翼政党相对峙，那么，如果后者在获得执政大权，同样可以实行市场取向的政策，因为不存在其他作为替代选项的左翼反对党。在我们比较的案例中，这种情况仅在英国出现。

    如果一个存在保守党、中央党和市场自由主义政党的分裂的资产阶级阵营与一个占优势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对峙，那么，社会民主党的活动空间即使有左翼社会主义政党或者绿党的存在也是相对广阔的。这些政党虽然一方面是选举竞技场的竞争对手，但另一方面，在组成政府时，它们是社会民主党一种独有的联合资源。尽管在左翼阵营中不受欢迎的改革方案可能因选民流向左翼社会主义竞争对手而导致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选举中损失惨重，但左翼社会主义党可以起到社会民主党的执政所要求的多数的造就者的作用，因为它们自己不拥有任何与其他右翼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的替代选项。丹麦和瑞典社民党执政开始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如果市场自由主义政党、中间党或基督教民主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比例和议席比例从总体上看大致相同，那么，任何两方的联合都可能挫败第三方。这种情况只出现在荷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几乎无法预测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可能处于这样的位置，即它是其他两个集团都优先选择的联合伙伴。另一方面，它可能被它们长期排挤在野。无论如何，这种情形都向社会民主党提出了高的策略要求，并且与前两种情况相比都意味着一个更局促的行动空间。

    在第四种组合中，除了一个强大的中间党和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外只存在弱小的自由主义政党。这限制了社会民主党的政策选项，因为存在另一个能够以福利国家政党身份出现的政党（大多是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社会民主党趋向中间的纲领性计策就受到限制，因为它甚至必须比反对党“更右”。德国的情况是一个范例，社会党在法国的处境――由于戴高乐主义者的国家主义定位――亦如此。

    将这种评估应用于所研究的六个国家，则存在着不同的执政选项――单独执政的新工党政府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