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党政府和支持它的政党在一种由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量构成的背景下活动，这种背景以特定的方式使它们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或者制约它们目标的实现。结构因素以及与其他政治和社会行动者的相互作用影响着政府的行为，因此必须被一起纳入政策分析之中。

    政府是最主要的执行政策的行动者，它可以由一个或多个政党组成。政党因此作为行动者参与政府行为。政党并非全体一致的行动者，而是受到纲领结构、地区和组织结构以及下属机构（Untergliederungen）的影响。特定的组织结构和党内意志形成的程序能够以多种多样的方式缩小或者扩大一个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行动空间：

    集中的政党结构和强有力的政党领袖有助于提高政党及其执政的政府的策略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能够被迅速作出，并得到贯彻执行，这在政党竞争中是有利的。此外，党内冲突能够被更迅速地解决。执政初期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丹麦社会民主党显示出与此吻合的结构，托尼?布莱尔党内改革后的英国工党也同样如此。

    在因区域或者意识形态分裂的政党内，情况相反：这些政党内部的凝聚力呈现出削弱的趋势。如果下属机构、意识形态派别，特别是地区精英分子拥有相当的权力资源，政党内部的冲突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政府的行动能力因此受到限制，而且政党的名声也在大众传媒中受到牵连。党内权力资源指的是资金的掌握、对候选人选择的影响力以及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官员任职比例和份额规则。德国社民党、法国社会党居于“分裂的政党”之列，荷兰工党亦是，尽管特征不太明显。

    工会在政党中扮演何种角色，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意义深远。人员或组织上的联系安排得越紧密、越正式，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对工会的财政和政治支持越依赖，它作为执政党就必须更加注意工会的当事人、甚或工会组织自身的利益。这些特征主要切合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德国社民党。

    政党研究从多个方面揭示了，普通党员，也就是政党的基层，多数以政策追求的逻辑（policy-seeking）为取向；而作为领导的政党政治家（主要是议会党团和政府成员）则更强烈地遵循选票和公职追求（vote-undoffice-seeking）的逻辑（Gallagher/Laver/Mair2001；Müller/Str？m1999）。所以，一个执政党“经典的”党内冲突是，政党基层反对过于妥协的执政，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党的政府对实用主义的要求，超过共同承担政府责任的党的基层所愿意的程度。这种冲突在分裂的政党中必然比在集中的政党中得到更强烈的反映，因为这些政党中党的底层拥有更多的权力资源。但可以认为，政党或者党的领袖对待选民比对待自己的党员能更负责。

    党内有关纲领与执政政策之间差异的冲突是否确实会发生，还取决于一个政党是否已经找到应对社会民主主义政策挑战的纲领性答案。当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执政党在其执政时期开始改变传统的策略、政策内容，甚或目标时，也就是说，当社会民主党自上而下修正其政策时，党内冲突就尤其在预料之内。冲突的激烈程度取决于，这样一种修正是否带来第一、第二甚至第三层次（Hall1993）的政治变化（参阅第十章）。一项关于政党左右分类的研究（Huber/Inglehart）几乎毫不令人吃惊地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定位于中间偏左；然而，“政党宣言研究小组”（Budgeetal。2001）的纵剖研究（L？ngsschnittbetrachtungen）证明了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存在的一种在纲领上向中间靠拢的趋势，只有法国社会党例外（Volkens2004）。两项研究都几乎没有说明，单个的社会民主党是否在在野时革新了纲领。对政党纲领发展的定性的个案分析仍然没有回答这一问题。这样的一些研究得出结论，只有丹麦和英国的社会民主党于在野期间进行了相应的革新过程（Bille1997；Driver/Martell1998；Gould1998）。虽然瑞典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90年代初和短暂的在野期间已经突出了它本来的实用主义特征，开始了初步的纲领反思过程，然而其革新过程直到到1994年才启动（Lindgren1998：88）。尽管长时间在野，这一反思革新过程在德国社民党和荷兰工党中却并未出现（Becker/Cuperus1998；Egle/Henkes2003；Meyer1999）。在法国，人们反而能观察到左翼共和主义价值的一种复苏（Stephan2001）。

    对于这六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结构比较，有无数的类型划分模式可供选择（比如，Gunther/Montero/Linz2002；vonBeyme2000等等）。这些类型分别突出了某些特征（党员人数、筹资基础、党内派别的数目和意义、党员的影响力、政党纲领/意识形态的作用，等等）。由于这儿涉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