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社会政策的影响力（Traxler2003：555）。

    当人们从社会民主党政策方面来总结民族国家工会制度的特征，就出现了如下画面（也可参看Garrett/Way1999）：依旧包容一切的工会在瑞典和丹麦一直都是社会民主党政策的一种资源，尤其是当它们被成功地吸纳入各种策略时。一般说来，法国和英国弱小和分裂的工会对于政府既不是资源也不是限制。但当它们由于内部竞争有意寻找争端、并成功动员“乐于罢工”的公众后，在法国工会就特别可能变为限制。德国和荷兰的联合会尽管由于其集中程度是可能的伙伴，然而其意义却因它们低水平的组织程度而降低。但是德国工会因劳动关系的法制化拥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否决力量。

    另一个与工会特征相互影响的特点是民族国家的工资协商制度。其理论模式既有实行几乎覆盖所有地区的区域工资协定来确定工资的国民经济（Iversen/Pontusson/Soskice2000）。全球化以及如上所述的要求企业尽可能迅速和灵活地对变化做出反应的压力，使处于中心地位的工资协商制度面临挑战。但带有多年期限的协定也提供了计划上的保障。此外，区域工资协定防止了企业的工资竞争。这些同样是企业的重要资源。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处于中心地位的工资协商制度的消蚀使长期偏好的工资、财政和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模式现在从劳资协商方面来看也显得过时了。

    六个被研究国家的基本发展状况展现出一种两极化的模式（参见Scharpf/Schmidt2000a：319）。无论法国还是英国都拥有一中国家不能干涉的、个人主义化的劳资协商制度。然而在法国，国家通过最低工资和法定工作时间规定来影响工资协商情况。瑞典、丹麦、荷兰和德国都拥有一种行业层面的协调制度，但在国家可能干预的范围方面存在不同。在瑞典、丹麦和荷兰，政府完全可能释放出一个“等级制的幽灵”（SchattenderHierarchie）（Hassel2000）。在国家干预下，新法团主义的制度安排可能在比工资协定自主条件下的德国更容易获得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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