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的结构影响财政、社会及劳动市场政策上的策略以及它们的产出和结果。在此，应提出这一问题：福利国家的筹资结构、经济和就业结构以及劳动市场的法律框架条件对社会民主主义执政党有哪些影响？

    福利国家的筹资结构当税费的高低和种类被人们视为决定性的经济区位因素时，福利国家的筹资基础就陷入被纳入区位竞争的规则之内的险境。保费筹资的福利制度被认为比税收筹资的福利制度具有更大的财政脆弱性。因此在高失业时期，不仅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要求增加，同时社会保险各分支机构的收入因下降的就业人数而同样减少。此外，保险费提高只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有限制的选项，因为工资附加成本的提高起着抑制就业的作用。另一方面，削减福利与社会民主党的再分配目标相矛盾。20世纪90年代末，德国、荷兰和法国三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最强烈地依赖于保费筹资。社会民主党执政开始时，社会保险费占税费财政收入的比重荷兰为41.1%（1994），法国为40.7%（1997），德国为40.5%（1998），瑞典为27.2%（1994），英国为17.7%（1997），丹麦为2.3%（1993）。

    除了经济危机期间社会福利国家所特有的筹资难题，这些保障制度还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它们在低工资部门起到抑制就业的作用，因为高的税收楔子在这些价格敏感的部门使工资成本提高到超出这些就业者被需求的水平。此外，保费筹资的社会保障体制被证明需要根据改变了的劳动世界进行相应调整。与过去相比，人们的工作简历显示出更经常的中断，非全职工作增加。由此造成的更低的保费导致救济标准的相应降低。这在保费筹资的养老体制中尤为明显。人口变化进一步激化了这个难题。但削减退休金或者推迟退休年龄都是棘手的问题：退休人员此间在大多数国家是最大的选民群体。向私人养老保险制度的转变，又无疑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传统目标相悖。也就是说，德国、法国和荷兰的社会福利体制使得政府面临艰巨的目标冲突。

    税收筹资的福利国家也展现出特殊的问题结构。在经济危机和失业攀升的时期，扩大的福利要求和下降的税收收入也在这些国家同时涌现。通过增税来弥补降低的收入的策略在全球化的先兆下也被证明可能是有问题的。由于本来就已经较高的税率，对于流动收入和企业来说，转移到税收政策更具吸引力的国家的诱惑是巨大的。出于这种原因，斯堪的那维亚福利国家制定了特别的针对性措施。其中包括降低各种流动收入和企业税的税率，同时扩大税基（所谓减税扩基）以及由丹麦首创的、对资本收益实行更低的税率（所谓二元所得税，dualincometax）（参见Scharpf/Schmidt2000b：324-326）。因此，针对税收筹资的福利国家的特殊问题的富有成效的解决方法已经被制定出来了。

    在社会保险国家德国、法国和荷兰改革的压力要比其他几个国家大得多。社会保险的投保人可能作为额外的行动者在政治中露面，并作为否决者给改革造成困难，或者阻挠改革，保费筹资的福利国家的结构因此对于执政党来说同样成问题。如果改革被阻碍，上涨的保费将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削减福利则与抑制分配效应相联系，并在选举竞技场上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经济和就业结构工业部门尤其面临贸易国际化和发达国民经济的后工业化的新挑战。可以确定的是，第一波就业衰退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第二波在90年代接踵而至。然而在德国和丹麦，工业部门相比而言仍然强大；在英国、法国和瑞典，这一部门就业者的比例自1980年以来下降超过了七个百分点。

    一个国家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部门越强大，全球化规则作为强制要求福利国家进行迎合竞争的改革的力量就越强烈地发挥作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此又处于两难困境：一方面，工业部门的就业者属于它们的核心选民，保护这些工作岗位对社会民主党具有非同一般的利益。另一方面，促进竞争能力的提高迫使实行与保护这些工作岗位相矛盾的政策。比如，减轻企业税负属其中之列。企业税负的减轻必须或者通过加大雇员的税收负担，或者通过削减国家的福利救济才能得到弥补。

    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面临国际竞争的服务部门的就业潜力常常被称为工业部门就业衰退的解决方案。事实上，服务部门的就业在被研究的国家中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确实增长了。德国拥有最大规模的工业部门和最小的服务部门，而瑞典和丹麦拥有中等规模的工业部门和最大的服务部门（Merkeletal。2006：113）。

    德国和法国较小的服务部门表明了未被利用的、可由政府通过相应的政策提高的就业潜力。保费筹资的福利国家在生产率较低的领域中显然表现出双重的就业障碍。这种结构妨碍了大型的私有服务部门的出现，此外，它又没有像在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中那样用社会性或者地方性的服务来弥补这一缺失。扩大公共部门本来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来说就与其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