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工会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全球化削弱了工会的权力潜力，加剧了遭遇全球化竞争的经济部门的工会和那些置身于全球化之外的工会（主要是公共服务领域的工会）之间的利益分化。欧洲化进程加剧了这种发展，由于欧洲共同货币政策和《稳定与增长公约》，更使得借助协同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保护工会工资政策的做法几乎不再可能。工会件精诚合作的吸引力因此受到显著削弱。此外，由于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工会的阶级基础也在萎缩。作为集体行动者的工会，其规模和责任能力受到影响。另外，社会民主党必须招徕选民市场中除传统工人和从业者阶层以外的形形色色的团体，因此必须越来越代表与工会这一利益组织不同的其他方面的利益（参见第二章第3节）。由于这些发展，人们在所有欧洲国家都能观察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工会之间更大的疏远和不断降低的利益一致性（Howell2001；Piazza2001；Schroeder/We？els2003）。

    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工会作为节制工资调角色节的重用性已经降低。但是，工会对于社会民主党政策的成功前景和作用范围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当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感到有必要解除对高度规制的劳动市场的规制、强化接受工作的期待可能性条款（ZumutbarkeitsklauselnfürArbeitsaufnahme），或者减少对法定养老金的要求并扶持第三个即私人养老保险的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考虑到工会的反对。

    在选民层次上，虽然工会及其动员起来的会员早就不再是社会民主党选举获胜的一个充分条件，但可能还是一个必要条件。虽然――视各党情况而定――只有12%～18%的社会民主党选民还是工会会员，但无论如何，他们对于选举获胜都是必须动员的核心选民。由此，社会民主党一方面要照顾由工会组织起来的就业人员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当事人的利益，另一方面还必须兼顾其他社会团体的利益。如果两者之间出现一种急剧升级的目标冲突，就会造成一种两难的选民困境。如果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违背工会的利益行事，它必须顾虑到，在不能保证这样的方针在其他选民阶层中得到嘉奖的同时，工会会员将远离选举。还有一点必须被考虑到，即工会对公众具有号召力的反对（？ffentlichkeitswirksameOpposition）对工会会员圈子以外处于相似利益处境的选民会产生何种影响。因此，至少工会对社会民主党政策的默许，对社会民主党的选举策略是绝对必要的。

    这样一种联系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关键取决于工会的结构。工会的“力量”和泛利性特征（derumfassendeCharakter）（Olson1965）在此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工会的组织程度和权力集中程度决定了其合作意愿和否决潜力。兼容和集中型的工会，特别是根特体系（Ghent-System）工会，展现出一种更强烈的公共福利取向的趋势。

    所研究的六个国家在一般的组织程度方面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两极化：在瑞典和丹麦，工会的兼容性特征即使在20世纪80和90年代还在进一步加强，而在其他几个国家中则呈下降趋势。

    工会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或者必须被社会民主党政府考虑作为协商伙伴，这一问题除了组织程度之外主要取决于各国工会的结构。英国和法国在工会数目上显然超过所比较的其他国家。英国分裂的工会阵营可以很清楚地从拥有数量众多的单个行业工会这一点上看出。虽然英国一方面拥有一个包容一切的全国性的工会联合会（Dachverband）――英国工会联合会（TUC）；但另一方面，完全独立自主的工会占英国全部工会数量16%的比例在欧洲范围内比较是非常高的。

    工会阵营内部的集中过程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执政党意义重大。法国和英国在这一方面名列六个国家的最后；而在荷兰，各顶级联合会中最大的三个工会的会员比例略高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德国的可比值。

    为了把类似工会这样的集体行动者成功地纳入共同的策略和政策中，拥有一个具有决策能力和责任能力的顶级联合会作为谈判伙伴是有益处的。这种顶级联合会有多强大，取决于它与其下属协会相比而言所拥有的行政和利益政策的职能和资源（Traxler2003：554-556）。行政资源指的是拥有罢工基金、会员费以及在这些组织中就职者的比例。法国和英国的总联合会拥有微薄的资源，瑞典和荷兰相反资源丰富，而德国和丹麦的联合会处于中间（Visser1990：155-157）。

    利益政策资源的强度仍然取决于顶级联合会参与制订工资政策以及对经济和社会政策可能的影响（游说、法团主义）。除了对政策（和劳资谈判政策）的影响能力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很大压制的英国工会联合会之外，其他国家的顶级联合会都正式或者非正式参与工资政策的协调，并且还一直保持着对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