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特定的制度背景是阻碍还是有助于一个政党或政府推行其所希望的政策，取决于这些制度中所衍生的行为激励。用于分析这些行为激励的工具是创建叠加的、一般性的不变制度指数（Colomer1996；Huber/Ragin/Stephens1993；Lijphart1999；M。Schmidt2000，20002b）。一国之内存在的制度上的对手越多，政府事实上则更难实行自己的政策计划。六个被研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其各自的国家面临不同的制度和不同的机会结构。

    合作性否决点（在波希菲尔德和科雷佩茨1999年的研究中被称为“集体性否决点”）和竞争性否决点的区别在于否决者们相遇的制度环境。譬如，联合伙伴长期经常进行协商谈判，这反过来对改革的可能性发挥了积极影响，他们因此是合作性的（集体性的）否决者。如果否决者属于不同的机构（如在总统制和均衡的两院制中），而其他情况完全相同，冲突强度会更高。波希菲尔德和瓦格夏尔把这样的否决者称为竞争性否决者。出于这一原因，这里确实没有使用泽比利斯（Tsebelis1995，2002）的否决者模式，因为这一模式凭借吸收规律（Absorptionsregel）（（Tsebelis1995：310）抹杀了制度性和政党政治性否决者的不同（对此的批评参见：Merkel2003b）。

    政府的行动空间被众多的、极其突出的制度性藩篱压缩的现象主要发生在德国。在较为微小一些的规模上，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法国，在所研究时段中法国存在两个行政机关：若斯潘政府在其整个国民议会任期与奉行戴高乐主义的总统希拉克对峙。在荷兰行动通道略大一点，而在丹麦、瑞典，及主要在英国，则存在最少的制度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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