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方面相接近。这说明，尤其是德国、英国和荷兰没有像其他国家（丹麦、瑞典和法国）那样有力地利用公共部门的就业潜力。

    劳动市场规制在社会民主党看来，劳动市场的立法规制应该给（结构上处于劣势的）劳动者创造一个面对雇主的尽可能公平的谈判位置。但是广泛的规制看来自70年代以来越来越成为一种就业障碍（Lodovici2000）。严苛的市场规制因此可能与充分就业这一社会民主党的中心目标产生冲突。实证研究表明，规制密度大的国家妇女和青年就业较少，长期失业者的比例较高（OECD1999d）。高规制密度的就业抑制效应，尤其是对存在最大就业潜力的服务领域的就业抑制效应，已经得到证实（Regini/Esping-Andersen2000）。

    但减少解雇保护违背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一群重要的选民当事人的利益。劳动市场的场内人和场外人之间的目标冲突恰恰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一个难题，因为它们的传统盟友――工会――出于组织社会学的原因（他们首先组织的是就业者），对这个两难困境做出了有利于场内人的解决。奥尔森（Olson1965）“泛利性组织”的假说仍然具有解释力。主要是德国和法国的“非泛利性”工会在劳动市场管制问题上捍卫核心会员的利益。

    一个受到严格规制的劳动市场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富有成效的就业政策常常是一种限制，特别是当这种市场受到强硬或乐于冲突的工会维护时。德国和法国情况尤其如此。瑞典和荷兰同样显示出了对正规就业关系的一种相对严格的规制，然而对于有工作期限的劳动关系和非全职工作的规定较为宽松。

    丹麦以及主要是英国那样的规制程度低的劳动市场，是社会民主党以提高就业为取向的劳动市场政策的一种资源。社民党不必自己采用不受欢迎的措施就能够利用就业政策的长处。反之，如果它们希望实行某些规制，就能向选民和工会把劳动者权利的加强作为其政策成就来展示。从这一角度看，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德国和法国处境特别不利，而在英国和丹麦特别有利。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