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遗产可能是改革惰性产生的原因。这种改革惰性常常被称为路径依赖，并以收益的递增逻辑来解释（North1990；Pierson1994，2000；Rose1990）。首先，制度和法律构建了政治环境。这些制度激励个人和组织去投资于培养与制度相吻合的才能，发展相应的社会、政治认同，以及与其他个人和组织合作并缔结关系。这些对现行制度的投入，导致了一种维持现状的偏好。制度存在的时间越久，维持现状的偏好就越强。其次，制度导致权力结构的巩固，同时掩盖了权力的不对称。这种权力结构给当权者提供激励，去维护游戏规则。最后――第三，在政治中缺乏一种清楚明确的、类似经济学中的价格或利润所表现的比较或评价标准。政治行动者追求众多不同的目标，对政治绩效的考核相应难以进行。即使人们认识到缺乏绩效，但在复杂和相互依赖的制度中极少可能查出明确的原因。现代福利国家的高度复杂性和有限的透明度一方面造成高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要求政治行动者降低复杂性。在降低复杂性时，信息通常通过现行制度得到过滤，这又是一种维护现状的反馈回路（Rückkopplungsschleife）。这三种论点有一个共同之处，即维持制度的收益大于根本性的改变。制度变迁要求巨大的初期投入，而收益则姗姗来迟。

    政治遗产因此解释了，为什么尽管政府更替后的制度性和政党政治性否决者极少，但只会偶尔出现有限的方针修正，并且同样极少出现在大选之前。所以，福利国家的类型是长时期以来有目的的政治行为的结果，并在当前作为准外生因素（quasi-exogeneFaktoren）影响政府的方向和改革能力（Esping-Andersen1990）。在保费筹资的保守主义的福利国家比在自由主义类型或普遍的福利国家更加困难重重。社会保险机构的分割导致每个相对同质的人口群体都受到可能发生的改革的影响，他们的反抗可能更容易被动员起来。此外，工会在社会保险国家参与管理社会保障体系。无须那些受改革影响者亲自积极行动起来，工会就已经会出于组织的自身利益而抗拒可能的削减和改革（Korpi/Palme2003；Pierson2001；V。Schmidt2000）。

    比较六个社会民主党政府执政开始时的初始状况，新工党显然获得了最有利的遗产。所有宏观经济指数都显示了即使不算良好、但至少优于其他被比较国家的数值。此外，上一任政府已经开始推行改革。由于同样的原因，荷兰工党也继承了相对有利的遗产。德国社民党和法国社会党虽然继承了与丹麦和瑞典相比不算多的国债，但经济增长率极低，失业率也很高。此外，前任政府并未采取过较大的改革。最后，这些政党必须有能力对付保守主义福利国家的特有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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