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OECD1998d：35）。反之，如果人们观察英格兰银行的自主程度，它还只是居于中间位置。政府确定了――比如与美国或者欧洲中央银行的情况不同――争取达到的通货膨胀目标。由此可见，英格兰银行在虽然在运作上是独立自主的，但在预定的指标方面却听命于政府。

    黄金法则政府除币值稳定之外的第二个目标是预算巩固。政府支出政策应该遵循的原则――“黄金法则”和扣除经济周期因素后的稳定的财政赤字――在1997年财政预算中再度得以公布，并被以法律形式写入1998年的《财政法案》（FinanceAct）。中期性的财政计划和透明的决策准则是新工党努力使金融市场相信新政府的可靠性的第二个重大步骤。但是，对于“扣除经济周期因素后”的稳定的财政赤字的表述留下了解释余地。坚定不移的贯彻必定更令人感到意外。戈登?布朗在悲观预测的基础上制定了经济增长、收入和支出的财政计划，这导致最初几年的预算目标的超额完成。因为尽管收入增加了，但严格的支出计划仍被坚持。伴随最初几年的经济增长，国家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于2000年前降到低于40%。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英国还从未出现过如此低的国家支出比率。

    这种严格的财政政策方针似乎并不符合当初的竞选承诺――对教育和卫生领域增加投入。在个别领域的追加支出是通过各部之间的重新调配而得以实现的。在分配战中戈登?布朗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与托尼?布莱尔之间的密切关系及他在工党和公众中的盛名防止了支出限制的瓦解，使得观察家们甚至谈起了“二元首相”（Kavanagh2001：14）。

    在布朗领导下，新工党在财政预算方案中动用了另一个稳定支出的新工具。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部开支计划均按年度执行。如今在综合支出审查的框架下来决定每三年的资金需求。

    三年计划除为了重新调配资金之外，还负有促进资金有效使用的使命。在一个财政年度内未用完的资金，仍然由该部门支配。因此人们应该首先制定出适当的措施，避免仓促拟就的计划的出现，以防止下一年度的资金遭到削减。此外，各部的目标和考核指标被制订出来，其完成情况由财政部负责核查。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支出开始时仅略有增加，资金重新调配只是通过约束性的财政支出计划防止了在这些领域的削减。只有与其他部门的资金削减相比（特别与国防预算开支相比），人们才能看出再分配的效果。政府自1999年起才在教育和卫生领域额外增加投入（Burchardt/Hills1999）。新政（NewDeals）资金不被纳入综合支出审查之内。新政项目的费用通过暴利税（windfalltax），即私有化的公用事业公司的赢利税来负担。因此，人们首先只能察觉一种对撒切尔/梅杰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极为小心翼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式的纠偏。然而，这种政策在第二届议会任期内发生了变化。支出，特别是对卫生和学校方面的支出，在不断上升。卫生领域的支出从占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3%上升到2003年的6.8%，教育事业的支出从4.6%提高到5.3%。从2002年起冷却的经济景气导致财政赤字重新攀升。预算巩固措施因此在第二届议会任期中退居幕后。如果财政支出在第三届议会任期还要继续增加的话，那么，新工党就必须要么放宽“黄金法则”，要么提高税收以应对。

    降税和隐性税除了最初的限制性财政政策，新工党的税收政策也是硕果累累的预算巩固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工党在竞选中不断重申反对增加税收和开支的政策，它最终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去扩大税基。布朗很快遭到实行隐性增税的批评（“隐性税”，stealthtaxes，参看Stephens2001）。然而如同在竞选时所许诺的那样，所得税的中档和上档税率并没有被提高。

    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是通过取消税收优惠获得的：私人养老保险支出税和抵押资金利息税不再得到减免，已婚者的一揽子税收优惠被取消。广大居民阶层可能享受的纳税减免让位于与收入相关联的补贴。因此，被取消的已婚夫妇税收宽免（marriedcouplesallowance）被工薪家庭税收抵免（workingfamiliestaxcredit）代替。这种家庭补助除了一项与收入无关的儿童一揽子补贴（Kindergeldpauschale）之外，还包括按照儿童年龄、每周工作时间和家庭收入计算的津贴。总的说来，所得税的改变起到了减轻收入低微者负担的作用，收入微薄的家庭尤其从中受益。在所得税中实行更低的起始税率同样有利于低收入阶层。而如果人们观察总体税收负担，则出现一幅相反的画面。其原因除了取消减免规定外，还在于一系列的增税：汽油税和烟草税也与不动产税一样被提高。这样，税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6/1997财政年度的34.8%提高到1999/2000财政年度的37.4%（OECD1996d，2000c，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