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e）。

    企业部门的税法没有发生大的变动。1998年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被降低一个百分点到30%，同时企业所得税10%的起始税率以及对研发的特别税收减免得以实行。2001年增加了对新建IT和通讯企业的税收减免。如同在许多欧洲国家那样，生态税也在英国也得以引入，其收入用于降低雇主支付的社会保险费。在企业课税方面呈现了一幅与私人家庭税收立法相似的画面。平均主义让位于有针对性的促进各个经济领域的措施。

    一直到2001/2002财政年度前，财政结算――在强劲的经济增长的支持下――与布朗的估计一致。但是，接下来的两个财政年度出现了超出财政预算案规定的赤字。“黄金法则”（以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3%的规定）有在2003年被打破的危险。此外，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经济增长显然低于财政部的预测。为了不必通过提高税收或者增加国家债务来弥补下降的税收――这也是对第二届任期的承诺――并能继续实现已宣布的对公共服务（特别是对国民医疗保健服务系统（NHS））增加支出，雇员和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均被提高了一个百分点，2003年分别从10%提高到11%以及从11.8%提高到12.8%。此外，以后超过最高保费缴纳标准的收入还必须支付高达1%的额外税费。政府同样于2003年提高以通货膨胀指数为参照的所得税免税金额。小企业（应纳税盈利额度低于5万英镑）获得税收减免：企业所得税的中档税率于2002年下降一个百分点至19%，1万英镑以下的企业赢利完全免税（此前税率为10%），用于研发的支出获得税收减免的可能性增大。

    小结总的看来，新工党在税收和财政政策领域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怎样的画面呢？新工党在第一届任期内试图通过英格兰银行的独立运作和巩固的财政政策去赢得金融市场的信任。同时，自主的英格兰银行和新的财政政策守则也应该比过去更能减轻经济景气波动。同过去相比，新工党的任期确实是以相对稳定的增长率为特征的。如果人们观察2000年起的开支增长，就能确定一种温和的反景气波动政策。总的说来，这种财政政策可以被描绘为货币主义（英格兰银行的独立运作和均衡的通货膨胀目标）与新凯恩斯主义（稳定公共支出和反景气循环的开支增加）（亦参见Annesley/Gamble2004）的混合物。2002年与经济衰退相伴随同时进行的对公共部门的大规模投资尤其与以反景气波动为导向的财政政策纲领相吻合。

    通过执政之初的财政政策紧身衣所创造的支出空间，从1999年起被有针对性地用于从税收上改善收入微薄者和家庭的状况，接受工作的激励得到加强。即使其他一系列税种被提高，但对低收入者的减负效应依然存在。税收政策因此具有了社会民党的特征，不过再分配的效果总体而言却是微弱的。

    然而，卓有成效的财政政策从工党第二届任期中期开始面临巨大的挑战：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新工党必须为崩溃的公共服务提供庞大的开支。由于第一届议会任期良好的经济成绩，从而能够使公众接受社会保险费率的提高，而没有引发抗议和不信任。然而，增加支出的方针是否在第三届议会任期得以坚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情况真是如此，新工党剩下的选择就只有提高税收或者增发国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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