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hens2001）。国家对劳动市场的直接干预程度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仍然非常轻。相反，有义务参加新政的人员群体则被不断扩大。

    但工党在第二届议会任期认识到，通过这种方法来提高就业是有限度的。因为在失业率不到5%和妇女就业率约为68%的情况下，英国劳动市场的就业潜力也主要蕴藏在妇女中。新工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使单亲母亲更容易（重新）进入工作，使她们有义务参加关于其职业前景的咨询谈话。在儿童照管领域的更多努力是破除男人养家糊口模式（Male-breadwinner-Modell）的重要一步。在这方面，布莱尔身边的顾问团又更多地以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姐妹党为导向――只不过不再以德国或法国的社会民主党为导向罢了。更确切地说，是以斯堪的那维亚维亚福利国家的一些方面为导向，它们的可移植性受到检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样板特别在家庭与工作的统一性方面提供了范式。但这方面的目标在没有更强力的国家介入的情况下能否实现，是有疑问的。因为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私营企业并没有充分提供儿童照管的供应。

    从公正理论上――尤其是社会民主党意义上――评价工作福利的一个标准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相比，显然英国提供的公平的标准较低。尽管新工党试图用最低工资和欧盟《社会宪章》来保证最低标准，但从欧洲大陆的角度看，它们显得不够充分。众所周知，去规制化的劳动市场对新工党来说是成功的就业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在议事日程上再分配性的措施几乎失去踪影，这样的事实同样说明了这一点。新工党希望保证最低标准，本质上既不把高收入也不把巨大的收入差别视为不公正。为了保证最低标准，新工党主要采取了受经济情况调查的社会救济措施，这也是英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范式转换。即使布莱尔政府在许多领域提高了最低保障的水平，但它仍然显著低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水平。人们看不到达到类似标准的决心。坚持普遍的卫生体制是众所周知的例外。

    无论从英国工党的传统看，还是与欧洲的姐妹党相比较，人们都可以清楚地在英国看到一个新的社会民主党的诞生。人们能够从中辨别出对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模式越来越多的借鉴：工作居于中心地位，妇女就业成为新的优先选择。家庭政策因此变得重要，社会保障体制日益具有全民性，几乎不再以保费为导向。如果人们以撒切尔时代的政策措施为标准来衡量的话，英国福利国家实际上迈入了斯堪的那维亚式福利国家类型的行列（Annesley/Gamble2004）。但其他方面的差别同样非常突出：最低保障水平极低，再分配不再是优先选择，在大部分领域中依赖私营经济的解决方案。简而言之：国家的作用被降低到最低的限度（minimalistisch），被赋予自由主义的一种解读。工党的这种新诠释大概是与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相一致的一种方案。新工党不能被当作欧洲社会民主党新范式的蓝图。

    §§第五章德国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