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实现生态控制效益和降低工资附加成本（Krebs/Reiche2000；Lightfoot/Luckin2000；Truger2001）。在政府轮换前德国社民党内就已经讨论，用生态税的财政收入完全或部分免去收入不到1500马克者的社会保险费，以造就一个能够提供廉价的简单劳动的低薪部门，而不用降低雇员的净收入（Lafontaine1999：164；同样可参看Scharpf2001）。但施罗德在联合执政磋商开始前就已经在一次报社采访中公开宣称，汽油价格的提高将不会高于每升6芬尼。这一承诺纯粹是为争夺选票，因为民众对攀升的油价的消极反应众所周知，正如反对党将掀起一场有效动用传媒的反生态税运动一样可以预见――事实上的确应验了。只不过，生态税的财政收入和作用因施罗德的承诺一开始就已经被降到最低罢了。

    最终决定的是新开征一项电力税，并在2003年前逐步提高石油税。然而为了使地处德国的产业与其国际竞争对手相比处境不至于更为恶劣，再生能源、短途公共交通以及制造业等不受此限。德国社民党政府在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框架下实现欧洲能源课税协调的努力未获成功（BMF2000：85）。2002年再次当选后，有关的例外规定被放宽。生态税的财政收入几乎只被用于支持养老保险费的降低，养老保险费因此能从1998年的20.3%下降到2001年的19.1%。而私人家庭却必须承受最大部分的负担（Sitte2000：362）。这特别影响到未从养老保险费降低中获益的人们。他们中有未参加养老保险的公职人员和自雇者，也有退休者、学生、失业者和社会救济领取者。但通过生态税所得的财政收入，工作要素的负担同样被有针对性地减轻。人们预测，由于开征生态税到2010年将增加25万个工作岗位（Bachet。al2001；SRU2002：227）。

    上述税收改革、生态税以及其他加重企业负担的社会、劳动市场政策措施（例如，《纠偏法》，见下）引起经济界的猛烈批评。当时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沃尔夫冈?克莱门特（德国社民党）感到自己被拉方丹冒犯了，批评这些措施极其不利于经济。看来执政开始之时是党的主席，而不是总理规定了政府政策的路线方针。然而施罗德在1999年3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中明确表示，治理国家不能违背经济届的利益（Lafontaine1999：222）。第二天，拉方丹辞去了其财政部长和党主席的职务。

    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改变了德国社民党的执政政策并持久削弱了党的左翼，有关原因存在多种推测――但三个因素必定起了作用：一方面，拉方丹在他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上失败了，即未能说服欧盟伙伴国订立一份经济、就业和货币政策公约。其次，他无论在德国还是在外国都长期遭到中派的猛烈批评。第三，人们能从施罗德的上述措辞和来自总理府的有损于拉方丹的泄密中看到完全是有目的的、促使其辞职的挑衅。拉方丹自己含糊地把政府中“缺乏团队合作”列为辞职原因。后来他写到，由于与施罗德的政治分歧以及因为后者“未信守的约定”，他于辞职几周前已经决定在选举约翰内斯?劳为联邦总统后即辞去其职务（Lafontaine1999：134）。他也清楚施罗德在他辞职后将继任德国社民党主席。他本来还抱有希望，总理会向党靠近，“并（必须）戒除过去靠牺牲党的利益而获得好处的习惯”（Lafontaine1999：226）。政府更替后不到几个月，倾向于再分配的“后凯恩斯主义政策”阶段就告结束。

    党内反对下的财政巩固和降税政策1999年4月，施罗德在一次特别党代会上当选德国社民党主席。新财政部长为前黑森州州长汉斯?艾歇尔（HansEichel）。黑森州的红绿联合政府刚刚在选举中失利，德国社民党的联邦政府随之失去了它在联邦上院的多数（见上）。“布吕尔委员会”在不久之后提交的报告中建议把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到25%，从而在兼顾企业另外缴纳的营业税的情况下实现35%上下的有效纳税负担这一目标。此外，它建议在股息课税方面向减半纳税法（Halbeinkünfteverfahren）过渡。

    在艾歇尔提出新的税收改革之前，他已经从拉方丹的扩张方针转向财政巩固：他准备了一个总计300亿马克的节约计划，其中所有部门的预算都必须比1999年预算草案减少7.4%。但这一节约计划――大体上刚好抵销了拉方丹所计划的1999年预算开支增长――也包含诸如逐步提高住房、儿童津贴等支出。最大的节约是通过社会福利领域的削减，特别是通过取消原来的失业救济金，通过调整失业救济金领取者的社会保险费的课税估算基础，而得以实现的。这导致相关人士的养老金要求权变小（参看Hickel1999b：952）。此外艾歇尔还决定，养老金在2000年和2001年只根据通货膨胀状况进行调整。这激起了德国社民党内的左翼以及工会的强烈抗议，他们批评这种削减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