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正的”和“新自由主义的”。艾歇尔已经解释得清清楚楚，他的优先选择在于预算巩固，预定的目标是到2006年新负债减少为零。他成功地以上一任政府遗留下的庞大债务负担为节约措施辩白。政府转向预算巩固政策方针的严肃性于2000年夏得到了证实，它把公开拍卖通用移动通信系统（UMTS）执照所得的金额达994亿马克的暴利完全用于清偿政府债务。只有那些由于还清债务所节约的每年约为50亿马克的利息在“未来投资项目”的框架内被投入基建措施，特别是被投入交通、科研和教育领域。

    几乎在节约计划公布的同时，格哈德?施罗德于1999年6月与托尼?布莱尔共同公布了他们有关“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前进道路”的建议（Schr？der/Blair1999）。《施罗德?布莱尔宣言》打破了社会民主党的一些信仰原则。它断定传统社会民主党高估了市场的弱点，而低估了它的力量。换言之，“市场力量的自由活动”应是经济成功的条件。为加强经济动力，税因此必须被降低，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因此必须变得更为灵活。人们需要一个面向低技能者的低薪产业部门。社会保障制度必须得到改革，直至它不再对工作的接受构成障碍。总理办公室最初希望借助这份宣言从拉方丹手中夺回经济政策的解释权。因此，这份宣言本来应该早就被公布，然而拉方丹辞职，又因科索沃战争被暂时拖延了（Liddle2001）。对这一“建议”的批评既是原则上的，又是猛烈的，因为德国社民党左翼和工会的大部分成员把它与财政政策的方针转换联系起来，担心一种对社会民主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总修正。至于党的最高首脑则被批评在人们中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即总理试图“自上”在德国社民党内发起一轮纲领讨论。事实上，1999年12月的党代会作出决议，在保留从前基本价值的情况下修改德国社民党《基本纲领》。伴随这一决议而来的是社民党各分部的众多提案，其中除了批评《施罗德?布莱尔宣言》，还警告不要背离社会民主党的目标和价值（详细情况参看：Egle/Henkes2003：77-78）。

    不管德国社民党党内的反对，政府坚持转向保守的财政政策方针，并提出新的税收改革，它被左派批评者称为对社会民主主义基本原则的背叛和向“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Kapitalismus）的调整（Hickel2000）。现在具有优先地位的不再是再分配，而是经济竞争能力。它尤其应通过降低公司未分配和已分配利润的所得税至25%来实现。合伙公司在税法上得以可能像股份公司一样确定其所需缴纳的税额。借助国内股份公司转让所得的额外免税，政府谋求使德国银行和产业部门多种多样的交互持股更容易分离。这个决定的长期影响直到今天仍无法看出，然而无论如何都不应被低估，因为，“有限公司德国”（DeutschlandAG）作为“协调的市场经济”的中心特征由于这一措施而受到质疑（Hall2002）。由于2001年来自企业所得税的财政收入全面减少，企业税改常常被批评为一份送给企业的透支的礼物。实际上，这一年的税收减少是一种一次性的效应，它与同等对待未分配和分配的公司利润这一政策调整有关（SVR2002：149）。

    个人所得税也被大幅降低。如在《竞选纲领》中所承诺的那样，起征档的税率于2005年降到15%，最高税率甚至降到42%（《竞选纲领》：49%）。政府的法律草案拟定最高税率仅降为45%，因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对于德国社民党还是如从前一样重要。但为了使法案在联邦上院得以通过，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为了确保基督教联盟党执政的一些州以及德国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执政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同意，最高税率在调解程序中（Vermittlungsverfahren）被进一步降低。与财政部长拉方丹主持下决定的税率路线相反，虽然低收入的税负通过2000年改革无论如何也被减轻了，但高收入的税负尤其得以减轻。因此，目前实际上推行的所得税改革与科尔政府1997年计划的改革不无相似之处，它当时就是没有在德国社民党主导的联邦上院得到通过（见上，Zohlnh？fer2003a：201-202）。

    根据财政部的报告，通过增收节支进行财政支持的整个税收改革在2005年进入最后阶段后，每年比1998年净降税负560亿欧元，其中私人家庭被减负411亿欧元，中等收入者被减负167亿欧元，大型企业增加了17亿欧元的税负（BMF2002：49-50）。尽管低收入者也受惠于起征档税率的降低，但股份公司和高收入者则是尤其被减轻了更大的税负。股息课税中采用减半纳税法同样如此，主要是收入较高的股票持有人从中得利。

    作为整个税收改革的后果，2001年来自直接税的财政收入，也就是来自企业所得税和累进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的财政收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来自一切收入群体按比例税率所缴纳的消费税和社会保险费的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