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种负有社会保险义务的就业。这就是说，是否为自雇，其举证的责任被颠倒了。

    由于恢复原来的解雇保护只涉及到约5%的就业者，病假期间工资照付因劳资协议的规定本来就在全国范围内几乎100%被保留下来（Seeleib-Kaiser2003：151），因此这些措施主要具有象征意义。然而，有关伪自雇的新规定和后来决定的微薪就业关系（630马克工种）改革却引起了经济界和部分相关就业者的强烈反对。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中是否出现相当的滥用存有争议，但伪自雇举证责任的颠倒也使“真正的创业者”受累。一年之后，此规定被撤消。免除社会保险费的微薪就业关系是德国劳动市场上少有的一种灵活劳动力储备，它们却越来越多地被资方利用，即把有缴纳社会保险义务的全职工作拆分为多个免除社会保险的月薪最高为630马克的工作。就业者由此丧失了他们的社会保险。所以政府在微薪就业关系引入一种保费为工资22%（10%为法定医疗保险GKV，12%为私人医疗保险GRV）的一揽子社会保险，它由雇主负担。但只有在自己再缴纳补充的保险费后，雇员才获得要求救济金的权利。所以这一改革实际上仅提高了社会保险收入，而微薪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则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此外，从事兼职从此不能免除社会保险费。如果人们从事630马克的兼职兼职工作，现在甚至必须按全额费率缴纳社会保险费。由此，雇员只剩下约一半的收入，结果导致兼职工作大幅度减少，或者更确切地说，兼职工作机会大量消失在黑工之中（Heineck/Schwarze2001；Rose2003：113）。除了更高的社会保险收入和对灵活就业形式的抑制，这项改革还引发了一种名义上的就业增长的副作用，因为许多微薪就业关系在纳入社会保险的进程中首次被统计到就业数据之中（Hickel2001：458）。

    针对青年失业的应急方案――跳跃：前程远大的青年（JUMP：JugendmitPerspektive）――的规定也受到前面所说的纠偏一揽子计划（Korrekturpaket）的影响。通过种种方法，如求职培训、重返中学、资助企业内外的培训、创造就业岗位的措施、工资成本补贴和提供社会照管等，试图帮助失业青年或正在寻找培训位置的青年获得培训或就业机会。然而，一项对“跳跃项目”的评估却表明，这一项目刚结束时约有1/3的青年失业；项目结束6个月后仍有1/4的青年失业。只有另外1/4的受培训青年在项目结束半年后得到一份“真正”的工作岗位，剩下的一半青年还在参加项目的其他措施（Dietrich2001，2002）。青年失业率的持续下降并未得以实现。

    拒绝改革和就业联盟的失败政府起初对重生的劳动联盟寄予厚望。然而就业联盟对解决就业难题无济于事，后来它反而被证明成为不折不扣的改革制动器。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Hassel2000；Heinze2003；Jochem/Siegel1999；Schroeder2003）：政府的部分官员（主要是德国社民党的现代化派）曾希望能使工会转向支持低工资协议和对市场友善的改革，而后者反而利用这一联盟，充分行使其否决权反对这些措施。工会拒绝讨论工资数额，政府也认为劳资协议自主权神圣不可侵犯。雇主重新不断要求抛弃行业性劳资协议，工会则对此断然拒绝。此外，雇主没有履行其提供培训岗位的责任，这更削弱了工会妥协的意愿。与工会的捆绑未获成功，因为政府没能为新法团主义的调控机构创造出其成功所需的下列功能上的条件：这种安排实质上与雇员组织为了一种（可能的，但不是肯定的）就业增加而放弃短期利益的意愿有关（Hassel2000）。工会在觉察不到“等级制的阴影”的情况下，是几乎不会准备走这一步的。并且，由于政府不愿质疑劳资协议自主权，致使这一就业联盟缺乏一种打破局面的方法（Er？ffnungszug）。此外，政府对于以这一联盟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并没有连贯的计划，这加大了难度。德国社民党内部和各政府官员之间分歧的经济和劳动市场政策概念妨碍了一种统一的策略的形成。因此，这一联盟也不可能――像其他国家类似的机构那样――被用来达成跨不同政策领域的“政治交换”（Egle/Henkes/Ostheim/Petring2004）。《纠偏法》（Korrekturgesetz）这一有利于雇主和工会的措施在联盟中没有被作为交换品提出，因此成了白白“赠送”给它们的礼物。《企业组织法》（Betriebsverfassungsgesetz）的增补条款也没有要求工会的回报。凭借完全令人信服的使共决权适应经济和企业结构变迁的理由，增补条款简化了企业职工委员会（Betriebsrat）的选举程序，降低了决定企业职工委员会大小所必需的雇员人数。职工委员会的数目因此增加了，工会长期以来在企业中受到侵蚀的组织基础也因此得到增强。

    改革的推动力来自联盟附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