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小组。联盟伙伴对问题的共同认识应通过他们的分析得以达成。正如关于低薪部门的讨论所示范说明的那样，这种做法行不通。学者小组认为，德国的就业难题并不存在于产业部门，而存在于劳动成本主要是工资成本的服务部门；他们建议，完全取消低薪领域的社会保险费，对高于此的工资――类似所得税那样――进行累进性的保险费分级征收（Heinze/Streeck2003；Streeck/Heinze1999）。与通过生态税的财政收入降低养老保险费一样，这种有选择的社会保险费下调所产生的就业效果，应该是直线式地降低社会保险费的三倍（Heinze/Streeck2003：33）。该建议遭到工会和德国社民党议会党团部分成员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担心有针对性地扩大低薪部门和工资倾销（Lohndumping）。曾为工会干部的劳动部长里斯特同样对这一建议持反对态度。联盟仅仅因为这一冲突就已接近破裂的边缘了（Heinze2003：148-149）。由于1999年底至2000年中有利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市场在开始时的积极发展，人们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即为了在2002年大选前将失业者人数减少到350万，已经没有必要采取其他任何措施，进行深入改革的决心也因此受到削弱。此外，政府由于财政领域的政策转换已经在德国社民党内挑起了非常多的冲突，因此它不再希望踏入任何一个引起争端的新领域。然而当失业者人数在2001和2002年之交越过了400万的界线的时候，却是绿党要求对毛收入870欧元以下者提供分级的社会保险费补助。德国社民党仍然拒绝这一要求，而是决定在联邦范围内推广（毫无成效的）“美因兹模式”。尽管就业联盟已经于2000年走到终点，从2002年1月以来就不再举行会议，但政府不愿在大选前为这一事实上的失败承担责任。

    跨入激活性的政策在拒绝一切改革的情况下，“激活性”（aktivierende）劳动市场政策的引入还是带来了一种创新。通过《就业-AQTIV-法》对职业介绍的重新布局和强化，相对于德国迄今为止占主导地位的应对性措施，积极的抑制失业的措施应得以加强。其他措施有：对失业者提流动帮助，减轻他们接受工作的难度；从财政上扶持“工作轮换”；对培训低技能就业者的雇主提供津贴。此外，借工（非全职工作中介公司）的最长出借期限从一年延长到两年，一年后适用于同一企业的其他就业者的条件同样适用于借工。但“激活”政策的中心是：失业者的求职概况在失业发生时将被调查（“概况描写”，Profiling），随后劳动局与失业者签订一份个人的加入协议。如失业者无重大理由而拒绝对他提供的培训措施或工作，其救济金就可能被削减。“要求和支持”（FordernundF？rdern）的原则因此被具体化了。但期待可能工作的标准的提高，仍然未被提及。

    这一法律刚刚生效（2002年1月1日），联邦审计院的审查报告就公布说，联邦劳动局的职业介绍数据很多是误导性的和错误的，这对该法律的“工作基础”提出了质疑。由于这一原因，鉴于激活性措施复杂的关联作用和糟糕的数据基础，人们至今不能对《职业-AQTIV-法》作出全面的评估（Fitzenberger/Hujer2002；Dietrich2002）。联邦劳动局从前主要忙于管理失业者，而在帮他们介绍工作方面却做得太少，这在虚假职业介绍数据丑闻中一目了然。总理利用人们愤怒于官僚主义的、缺乏效率的劳动行政管理的有利时机发起新的改革进军。联邦劳动局应从一个行政机关改组为具有私营经济领导结构的服务机构，已被证明为德国社民党内的“现代化者”的弗洛里安?格斯特尔被任命为其首脑。同时，一个改革联邦劳动局和工作介绍的专家委员会得以成立（“哈茨委员会”）。

    大选后的改革推力和2010议程哈茨委员会是失败了的就业联盟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的继续。社会伙伴也出现在这个委员会中，不过这一次其联合会的代表是由政府选定的。此外，委员会成员多为学者。该委员会被委派的任务无论在内容还是时间上都受到限制，面临在2002年大选前及时提交报告的巨大压力。在2002年8月呈交的报告最终囊括了一整套改革建议（Harz-Kommission2002），其中包括：哪些工作必须被接受的期待可能性的标准被强化，社会局和劳动局被合并，失业救济金和社会救济金被合并。此外，自雇和微薪就业之路重新变得容易。最后，劳动局应通过人事服务代理处（PSA）能像非全职工作中介公司那样出借失业者。根据委员会的建议，拥有社会保险、PSA工资协议的失业者是抱着这样的希望出借给企业的，即他们由于“附带效应（Klebeeffekt）”会迅速重新在第一劳动市场找到正式工作。企业也从中获益，它们通过利用PSA可以避开解雇保护，灵活地雇用和解聘人员。

    在公布这些建议后，总理宣布希望“一项一项地”加以实施。劳动部和经济部在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