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研究的政策领域中，对德国社民党自1998年以来政级的评价绝大多数是负面的。德国的客观问题几乎未能由社民党政府解决――除了一个例外：之前企业所得税的高税率得以显著降低。但从国际比较看，企业的总体负担仍然较高。虽然没有哪一届联邦政府像施罗德政府一样如此大力地为企业和市民降低税率，但这种顺应国际税收竞争的调整却是用失败的财政巩固换来的。政府没有实行任何重大的节约措施来从财政上平衡税收的下降，因此降税使结构性赤字上升。此外，人们对提高企业投资意愿和带来更多个人需求寄予厚望的减轻税负，在劳动市场上并没有得到重大改革的配合。而在国际比较中已经证明，后者对于税收政策措施所预期的就业效应是一个必要的前提（Grabow2005）。

    但政府的很多措施不能单单归结为德国社民党的行为。它是复杂的政治博弈过程的结果。所得税最高税率的大幅度降低同样是由于反对党主导的联邦上院的影响。企业所得税降低到国际可比水平的目标一开始就为德国社民党的现代化派所追求，但直到拉方丹辞职后才能够得以执行。除了德国社民党内的反对，财政巩固也因联邦上院基民盟/基社盟的杯葛增加了困难。尽管与公众的强烈要求不符，反对党在联邦上院阻挠了补贴的削减，本来财政收入的亏空至少能够因此而减少。

    政府在就业政策上的失灵是有目共睹的。它甚至连自己提出的使失业人数降低到350万人的目标也没能实现。结构性改革从2003年才开始启动。原因在于：a）德国社民党没有任何连贯的就业政策纲领，党内冲突阻碍了政府行动；b）由于结构性原因，协调一致的工资政策和劳动市场政策的尝试在就业联盟中必定失败；c）到2001年中期，问题压力和行动压力暂时被因经济景气而降低的失业减缓。直到失业再度攀升而之前的等待观望政策的失败已经清楚可见之后，政府才敢冒与德国社民党左翼和工会冲突的风险，此前它出于选举策略的原因避免这样做。从此，它试图解除其在低工资部门和解雇保护方面的意识形态障碍。政府这样做同样是被联邦上院多数所逼迫的，因为联盟党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乐于跟社民党政府进行一种最低限度的部分合作。

    因人口变迁引起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筹资问题同样没有得到解决。虽然运用了因生态税而增加的财政收入，社会保险费也未能被持续降低。尽管如此，降低抑制就业的工资成本成为福利国家改革的首要目标。退休金的给付水平通过2001年的养老金改革被降低，这应通过对私人保险的资助而得到补偿。为降低法定保险费，社民党决定在卫生保健政策方面提高患者的额外付费。从供给方面抑制在国际比较中高于平均水平的支出的改革却未被实行。德国社民党在1998年竞选中仍然许诺捍卫并提高已经达到的国家福利水平，因此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期望，即不受欢迎的福利国家改革并不是必需的。正是因为这样，政府直到2002年再次执政后才开始去克服德国社民党左翼和工会的反对，启动第一次改革。卫生保健政策中的私有化措施因必须与联邦上院中的联盟党达成一致的压力而得以实行，医生、药剂师和制药业方面的节约措施却由于同样的原因受到阻挠。但政府出于选取策略的权衡，此前自己也不愿意与这些职业群体或这些行业的协会发生争执。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反对党在养老金政策上加大了保险金削减的困难，它不能抗拒从选民的不满中捞取好处的民众主义的诱惑。

    在这些例子中，社会民主党的改革方案并不明确。虽然修改党纲的决定作为围绕《施罗德?布莱尔宣言》的党内争辩的迟发后果得以通过，但德国社民党时至今日也没有取得值得一提的成果（Egle/Henkes2003）。政府在2002年大选中仍勉强得以留任，这可归结于其经济和社会政策之外的原因。一方面，个人效应对选举获胜起了重要的作用。施罗德总理显然比其挑战者埃特蒙德?施托伊贝尔在选民中更受欢迎，后者在媒体中没能像现任总理那样摆好自己的立场。另一方面，德国社民党懂得利用2002年夏天洪灾的时机和民众对即将来临的伊拉克战争的反对态度（Brettschneider2002；Roth2003）。此外，政府虽然没有在经济和福利政策中，而是在环境和社会政策中真正实现了一些主要归功于绿党的改革（国家公民权利改革、登记生活伴侣关系、退出核能），所以这个小联合伙伴能赢得额外的选票，因此弥补了德国社民党的选票流失。

    然而2002年大选获胜后启动的“2010议程”改革被证明在选举上对于德国社民党来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州议会选举的众多失利以及前所未有的极低的民意测验值，拖垮了社民党，它的党员人数比1998年减少超过1/5.施罗德总理在长期遭到来自德国社民党内部对其处事方式的不断批评之后，最终于2004年4月辞去了党主席职务。即使其继任者明特费林随后成功地带领党驶入平静的航道，但在即将到来的联邦众议院大选中败北看来是不可避免了。2005年5月最后一个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