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1问题背景：高社会保险费的就业抑制效应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以社会保险原则为基础的“保守主义”福利国家的范例（Esping-Andersen1990）。社会保障支出因此主要给工资成本造成压力，它在老龄化社会和高失业率（以及由此造成的保费亏空）的背景下引起了下面的问题：如果为了应对支出的增长而提高保险费，工资成本将进一步上升。由于社会保险费因德国统一已经提高到毛工资的42%，在不附带引起就业下降的情况下，它已经不再可能被进一步提高。

    2000年以来，德国福利国家的就业抑制效应已经显现，但这种效应直到现在也几乎未受到任何削弱（Manow/Seils2000a；Siegel/Jochem2000）。政府过去只是试图通过更高的联邦补贴阻止保费的提高；然而在不降低就业门槛的情况下，联邦财政的巩固因此变得更加困难。削减救济金又会遭到自我管理的社会保险体制的制度性反抗。一方面，保费支付者拥有未来的保险给付金的财产权并受到法律保护，这加大了削减救济金或对社会保险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的难度，或者至少延缓了削减或改革。另一方面，工会参与了社会福利体制的管理，这为它们创造了一种由制度所确立的共决权。此外，德国社民党必须考虑社会福利领域削减的选举成本。由于联盟党同样以社会福利国家为取向，而且直到现在仍能为自己赢得老年选民，因此德国社民党必须在养老金政策上谨慎行事。

    5.4.2目标：捍卫社会福利国家德国社民党在1998年的竞选纲领中未宣布任何福利削减，而是许诺撤消科尔政府不久前才进行的削减动作。它保证停止科尔政府将养老金水平从目前净收入的70%降低到64%的长期改革。妇女在将来应得到一份单独的养老保险，而且领取较低的养老金的人们应获得一份社会基本保险，借此他们将不必再仰赖社会救济金。此外，养老保险的缴保估算基础应被扩大：短期内通过将微薪就业关系和所谓的“伪自雇”纳入养老保险，长期来看，全体公民的保险义务都应受到核查。雇员更多地参与“公司生产资本投资和赢利分红”被建议作为与当前的企业养老金和私人养老金并列的养老保险的新支柱。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保费筹资的养老金应继续保障一种“适当的生活标准”。社民党同样许诺在卫生医疗政策方面进行修正：额外付费（Zuzahlung）额度应被降低，1978年后出生者的镶牙手术重新被纳入医疗保险的报销目录。原则上，必须仍然确保“对一切参保人员完整的、一致的保护”。科尔政府试图通过私有化使新的资金能够注入医疗卫生体系，德国社民党则确定了这样的目标，即通过支出限制，比如总额预付制（Globalbudget）、医疗保险报销药品目录制度（Positivliste）和体系内的更多竞争来稳定保费。家庭政策方面的政策转换不在人们的预期之中，但为了能使家庭与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社民党宣布将提高儿童津贴，改革教育津贴和教育假期。

    5.4.3政策：固守社会福利国家与部分私有化之间养老金政策的路径偏离与部分私有化如大选纲领中所承诺的那样，政府在权力更迭之后就立即中止科尔政府所决定的降低养老金水平到64%的改革，取消养老金计算公式中的“人口因子”。2003年9月，施罗德总理在联邦众议院承认这一举措是一种“失误”。此外，养老保险中的联邦补贴因生态税的财政收入而被显著提高。保险费费率因此能在2001年从20.3%下降到19.1%，以减轻劳动成本的负担。2002年大选之后，费率很快被重新提高到19.5%，保费估算的界限也被提高。后者遭到来自绿党执政伙伴的反对，因而只是被勉强接受，因为政府与此同时任命了一个制定有关社会福利体系的可持续财政支持建议的专家委员会――“吕罗普委员会”（Rürup-Kommission）。

    政府在1999年的《财政整顿法》（见上）的框架内决定，在2000年和2001年不随工资增长、而只根据物价上涨提高养老金，这从支出方面暂时减轻了养老保险的支出负担。反对党基民盟/基社盟抨击这一措施是不公正的，并使之成为一次备受瞩目的运动的主题，因为施罗德在1998年竞选中曾经许诺保持养老金随净收入增长而增长。政府政策的“公正的平衡”（sozialeBalance）被打破了，德国社民党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身份也被剥夺了。1999年各州议会选举和欧盟的选举表明，德国社民党只能在不得不接受选举失利的情况下实行福利削减。尽管这是种典型的反对党行为，联盟党却尤其能在养老金政策中把自己塑造成为社会利益的维护者，即使它因此而违背了自己的一些纲领性立场。在选举竞技场上，反对党在不会失去信任的情况下，选票追求优先于政策追求。

    但最重要的社会政策决策是2001年通过的养老金改革。政府事实上通过它重新撤消了议会任期开始时自己对前任政府的“纠正”，通过基金式的补充养老金（Z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