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1问题背景：磁滞失业

    自从1993年经济衰退以来，失业在民众的观感中绝对是最为重大的政治问题。1990年失业率不到5%，到1997年几乎翻了一番提高到10%（见附录）。结构性失业率在20世纪90年代末高于7%（SVR2002：214）。除了在欧洲范围内比较处于较低水平的不到64%的总体就业率之外，尤其是低技能者、老人和妇女极少融入劳动生活，其失业率高于平均水平。1998年长期失业者的比例超过50%，这说明了德国失业的结构性磁滞和分割。

    就业不足状况的许多原因与德国统一的后果以及东德的调整过程有关（Czada1998；Wiesenthal1996a）。但其他因素也抑制了就业动力（Manow/Seils2000b；Siegel/Jochem2000；Eichhorst/Profit/Thode2001；Merkel2003a），它们的负面影响在此又被德国统一的“休克”所加强（Egle2005b）。一方面，人们必须提到社会福利和转移体制中的不良刺激：社会保险费（超过毛工资的40%）加大了劳动成本的负担，尤其在易受价格影响、劳动密集和直接与人打交道的服务领域阻碍了新就业的出现（Scharpf/Schmidt2000b）。在德国，这一部门的就业岗位显然少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在提前退休规定的框架内，许多人利用了失业金的长期领取期限（最长32个月），结果许多55岁以上的人以牺牲保费支付者利益为代价而提前退出职业生涯。此外，保费筹资的失业金、联邦支付的失业救济金和社区社会援助的并列造成了财政的“编组站”，妨碍了对失业者情况的有效介绍和对失业者的有效照管。最后，社会救济金的水平界定了接受某一项工作的最低工资要求。由于增加收入的可能性极低，对于许多领取社会救济的人而言几乎并不值得去接受一份（低薪）服务部门的工作。劳动市场的高度规制化和创办新企业时同样高的行政障碍是另外的一些因素组合。虽然劳动市场的场内人受益于高水平的解雇保护，场外人的就业机会却因此被减少了。最后，职业介绍体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资助和照管取代个人工作介绍而主导对失业者的转移支付。因此，劳动市场上的失配（mismatch）情况也不能被解决。在20世纪90年代末，平均约400万失业者面对着50万个无人担任的空缺职位。

    5.3.2目标：就业联盟和雇员权利保护鉴于这样的问题状况，减少失业就成为德国社民党的最高目标。德国社民党在1998年大选前夕宣布把重建科尔总理执政下失败的“工作联盟”作为就业政策的关键工程。一项“以就业为目标的劳资协定政策”应在与工会和雇主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得以实现，其中劳资协定自主权应继续得到保持。通过减轻税费，企业会重新增加投资，因此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此外，工资附加成本通过生态税的财政支持同样应得到降低。但《竞选纲领》最重要的承诺是取消前政府在解雇保护、恶劣天气补助费以及病假期间工资照发上的自由化和削减。为了与“规避社会保险”作斗争，德国社民党宣布将改革低薪就业关系和伪自雇（Scheinselbstst？ndigkeit）。失业者的求职介绍和照管应得到改善，长期失业者和社会救济金领取者应通过工资补助重新进入工作。为解决青年失业，社民党宣布了一项应急方案，其目标是所有失业超过6个月的青年获得一个培训或工作位置。最后，德国社民党表示赞成签署《欧洲就业公约》和扩大共决权。它在2002年《竞选纲领》中宣布整合失业救济与社会救济，这一新救济金不得低于社会救济水平。此外，成果尚待观望的哈茨委员会（Hartz-Kommission）（见下）的工作在《竞选纲领》中也被提到。

    5.3.3政策：首先重新规制化，其后去除劳动市场规制传统的前奏：对前任政府的纠正政府首先兑现了德国社民党的选举承诺，废除了科尔政府的一些颇具争议的劳动市场、社会政策方面的决定。除了撤销前任政府有关养老和卫生保健的政策之外（见下），社民党政府还通过了《社会保险修正和保障雇员权利法》，并作出了下列劳动市场方面的重要举措：

    ――1996年通过的放松解雇保护的规定被废除。企业不适用于《解雇保护法》的最低界限值又被从10名员工降到5名。

    ――病假期间工资完全照发被恢复。科尔政府当时因把病假照发工资降低到80%“陷入与工会的一场名副其实的阶级斗争之中”（M。Schmidt2002c：28）。

    ――《劳工派遣法》的期限被废除，并通过一项有利于联邦劳动和社会事务部制定法规的授权规定对此加以补充，不受劳资协定约束的雇主（例如外国雇主）也有义务维护劳资协议约定的劳动条件。

    ――类似于雇员的自雇者（所谓“伪自雇者”）从此负有加入养老保险的义务，因为自雇在符合某些标准的情况下，同样可以反过来被推断